股票市场价格是否反映了企业价值

尽管G&D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强烈认为即使没有资源交换活动的刺激，普通股价格也不--定处于合理的位置。最重要的催化剂是控制权更迭和/或潜在的控制权更迭。在保守的非控制型基础金融投资中，我们是以低于可确定NAV的价格购买一流企业发行的普通股。退出战略的基础是相信该企业的NAV在未来3~7年的时间里会有所增长，而购买价格与NAV之间的差价不会有实质性的扩大。然而在没有催化剂的情况下,任何低于NAV的价格似乎在任何时间里都是随机出现的。

在没有控制权更迭或没有华尔街发起(由于为管理层和证券销售人员提供了高额酬金所导致的)的情况下，OPMI市场中的价格可能会持续不断地表现出不合理的状况。通常顶尖企业公开交易的普通股在没有催化因素的情况下，都会以低于NAV的价格销售。有时普通股的售价会低于NAV的60%甚至更多。

在这些企业中不乏一些资金状况良好、长期保持NAV及每股收益增长纪录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西南资本、银瑞达和长江实业。相反，在私募股权的巨大市场中, OPMI投入了，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投资远高出NAV溢价的股票，这些是对冲基金。通常来说，其高于NAV的溢价体现在发起人支付给对冲基金经理的现值上。这些发起人一般会收取2%的资产管理费，在OPMI获取比如6%的优先回报之后，再收取20%的年利润分成。此外，在OPMI持有对冲基金之后，会有一段漫长的禁售期，然而我们以上提到的公开交易的普通股可以在所有市场出售。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合理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以上提到的公开发售的普通股价格远低于NAV,而对冲基金的价格却高出溢价。

在基础金融中，估值程序会考虑潜在的资源转换、催化和进入资本市场等相关因素。基础金融非常重视控制权的价值，而这-点确实是被格雷厄姆和多德忽略了。在可确定NAV和资产状况较好的企业中，资产价值非常重要。但是在资产状况欠佳、主要资产只用于持续运营这一单一目的的时候，资产价值的重要性就非常有限。这些资产价值对基础价值可能会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它们可以预测出基于ROE (这里的E相当于账面价值)分析的较高的未来收益，通常还预示了过高的开销和过高的固定成本。在账面价值大部分是由单一目的的资本组成的时候，高额的账面价值就会成为消极因素，保持开放、盈余或废弃的成本非常高。在进入了2000年之后，很多美国的汽车组装厂和钢铁厂都出现了这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