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者的实践——制定决策程序的4个步骤
面对危险时,我们投资者的反射大脑在杏仁体的引导下,会像加速踏板一样激发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情绪活跃异常。幸运的是,在前额叶大脑皮层的控制下,你的思维大脑却会像制动踏板那样,让你的情绪上涨过程减速,直至冷静到足以作出客观决策时为止。最优秀的投资者总会养成提前确定决策程序的习惯,这样,他们就可以防止自己的情感大脑在过热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决策。这里有几个方法,或许可以帮助你在恐惧面前冷静投资:
1.把恐惧赶出你的思维。面对危险的时候,不妨退后几步,让自己放松下来,否则,你永远也想不出该怎样应对危险。旧金山“49人”队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对此的感受再深刻不过了。
在1989年的“超级碗”比赛中,“49人”队在比赛还剩3分钟就结束时,依然落后于辛辛那提“猛虎”队3分,而距离达阵得分还有92码——几乎相当于整个橄榄球场的距离。焦急几乎让防守内边锋哈里斯·巴顿(Harris Barton)发疯。但就在此时,卫乔·蒙塔纳对哈里斯·巴顿说:“嘿,调整一下——瞧,看台那里,约翰·坎边(John Candy)坐在出口斜坡附近的看台上。”于是,大家齐刷刷地把头转向这位喜剧电影明星,正是这个简单的动作,暂时分散了球员们的紧张情绪,并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赢下了比赛。当你感到危险沉重难当时,不妨也给自己创造一个“约翰·坎迪”时刻。要克服焦虑,我们可以到外面走一走、看场球赛、给朋友打个电话,或是陪孩子玩一会儿。
2.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风险。生动的语言和形象能点燃我们大脑中的情感,而复杂的语言则会激发前额叶及思维系统。因此,用语言抵挡市场形象给你带来的冲击,这样,即使面对最紧迫的危险,你也能做到泰然自若。
20世纪60年代,伯克利学院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Stanley Lazarus)发现,观看某些祭祀场景的影片会让大多数观众产生反感情绪,但如果通过台词告诉他们,这个程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痛苦,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实验结果显示,与只观看无配音影片的观众相比,能听到语言评论的观众心率较慢,出汗也较少,而且焦虑程度也较低(顺便提一下,尽管配音是假的,但还是起作用)。
最近,心理学家詹姆斯·格罗斯(James Gross)向观众演示了一个让人恶心的电影片段一一反映烧伤患者的治疗和一段上肢截肢的特写(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如下地址观看这一片段:www.psych.stanford.edu/psyphy/Movs/surgery.mov,但我不推荐你在吃饱饭的情况下观看录像)。他发现,如果观众事先看到书面说明,让他们用“事不关己和冷漠中立”的心态观看时,痛苦感就会大幅降低。
我们都知道,观看一张恐怖面孔的照片会让杏仁体进入活跃状态,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快、手心冒冷汗。但对同一张照片,如果配以“愤怒或害怕”等词汇的话,杏仁体的活动就会大受限制,肢体的警惕性反应也会大为减缓。此时,前额叶的皮层会努力判断这些词汇对情况的描述是否精确,于是,最原始的反射性畏惧被更高级的理性思维所压制。
总之,这些发现似乎可以告诉我们:语言信息就像一块盖在杏仁体上的蘸水毯子,让它不会因外部感觉的纷扰而怒火焚身。正因为如此,在出现不利的市场信息时,用语言去思考和评判一个投资决策,才显得至关重要。当然,以前的上佳投资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变得分文不值;当安然和世通的股票开始下跌时,人们并没有去剖析隐藏于背后的深刻原因。
但在每只股票全盘崩溃时,数千只其他股票仅仅会出现暂时性下挫一一因此,抛出太早,往往是最糟糕的对策。要防止只重情感、忽视事实,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现实。不妨先给自己提出几个问题:
●除了价格之外,还有什么出现了变化?
●最初的投资原因是否还依然合理?
●如果我是因为太喜欢这只股票,以至于多花点钱也不在乎,那么在目前价格更低时,我难道不应该更喜欢才对吗?
●还需要哪些证据才能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坏消息?
●这只股票以前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的下跌?如果是,抛出股票是否会让自己的收益有所改观呢?还是应该继续补仓?
3.跟踪自己的感觉。在第5章里,我们认识到了坚持写投资日记的重要性。这个日记应该包括安托万·贝沙拉所说的“情绪记录”(emotional registry)一一记录你的情绪随财产涨跌而出现的起伏。在市场处于最高峰或是最低谷的时候,回头看看以前类似时期的记录。你的情绪记录很有可能会说明:在价格(和风险)上涨时,你往往会忘乎所以;而在价格(和风险)下跌时,你则会垂头丧气。因此,你应该学会压制自己的投资情绪。世界上很多最出色的投资家,都掌握一门特殊的艺术,就是把自己的情绪作为反向操作指标:兴奋代表抛出时机已到,而惧怕则告诉他们,也许是到了买进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著名基金经理布赖恩·波斯内尔(Brian Posner)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判断一只股票到底能否赚钱的。他回答说:“如果一只股票让我感觉到自己想抛出,那么这只股票十有八九是项好投资。”同样,戴维斯基金公司的克里斯托弗·戴维斯(Christopher Davis),也是在感到“吓得要死”时学会了投资。他解释说:“感觉到的高风险可以通过压低股价而降低实际风险。我更喜欢悲观市场中的低股价。”
4.摆脱群体,与众不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完成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实验。
现在,假设你正在他的实验室里,你的角色是“教师”,每小时可以得到4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4美元)。你的任务是给“学生”进行一次简单的记忆练习,如果学生大错就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你坐在一台带有摇动开关的机器面前,开关上标记有电压:从15伏的“轻微电击”,到375伏的“危险:强烈电击”,直到超过450伏(标记的三个字符“XXX”让人预惑不祥之兆)。“学生”们则坐在你能听到声音但不见其人的地方。学生每次给出一个错误答案的时候,实验监督人就示意你将那开关调到下一挡,向学生施加更高的电击。只要你在增加电击电压时稍有犹豫,监督人就会礼貌但坚决地示意你加压。前几次电压较低的电击并无害处,但到了75伏时,受罚的学生就会发出不满的嘟囔。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写道:“在电压达到120伏的时候,他就会在口头上抱怨;在150伏时,他就会要求退出实验。随着电压的提高,他会不断抗议,但是在程度和情绪上会愈加激烈……到了180伏,受罚者会大喊大叫,‘太疼了,我受不了’……在加到250伏的时候,受罚者的反应就是痛苦的尖叫。”
如果由你来担当米尔格兰姆实验中的“教师”,你会怎样做呢?他对实验室之外的100多人进行了调查,向他们介绍实验过程并询问被调查人:在哪一点上,他们会停止加压。根据调查结果,这些人的平均加压节点为120~135伏。没有一个人会在超过300伏后继续加压。
但是在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实验室里的人中,不管“学生”们如何抱怨,100%的人会选择把电压加到135伏;即便学生们痛苦尖叫,80%的人也会把它加压到285伏;还有62%的人会径直对学生们施加450伏的最高电压。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不无遗憾地写道,在钱的诱惑下,再加上监督人的压力,这些教师仿佛事先就已经被告知“一定要麻木不仁,才能管教有效”(顺便提一下,这些“学生”都是经过训练的演员,他们受电击后的痛苦只是表演;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机器也是毫无害处的假装置)。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打破这个人云亦云的链条模式,其中的一个方案便是“同组的反叛”: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向另外两个人支付报酬,让他们充当实验的“额外教师”,这两个人拒绝向学生施加超过210伏的电击。在看到他们停止加压后,大多数人也会当机立断地停止加压。米尔格兰姆的另一个方案是“监督者分歧”:他在实验中增加一名监督人,这个新增加的监督人首先告诫不必提高电击电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会马上停止发出加压指令。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结果,说明了我们是怎样抵制群体压力的:
●在进入互联网聊天室或是与同事开会前,写下你对待投资项目的看法:这个投资为什么好,或是为什么不好,投资价值几何,以及你何以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个记叙一定要尽可能地详细具体,然后把自己的结论告诉所在群体之外的权威人士(这样,你就始终会觉得,还有其他人在监视你是否会为了随大流而改变观点)。
●把所在群体以往达成的决策告诉群体外的权威人士,并至少提出以下3个问题:这些人的观点是否合理?他们的论据是否合情合理?如果你处在我的境地,在作出类似决策之前,还想知道什么?
●如果你是投资机构中的一员,不妨指定一名“狙击手”充当自己的分析师。这个分析师的报酬部分依赖于其他所有人都同意却被“枪毙”的投资建议(“狙击手”轮流参加各次投资会议,以避免他们陷入孤立)。
●前通用汽车的传奇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就曾以这样的方式,斩钉截铁地中断公司会议:“先生们,我觉得我们好像对这个决策毫无异议……既然如此,我建议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样,还可以给自己留点时间,到下次会议时,我希望能拿出不同建议,也许这会让我们对决策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了解。”同伴的压力会让我们感受到心理学家艾尔芬·警尼斯(Irving Janis)所说的“模糊预感”,这是一种我们心知肚明,但不敢说出口的预感。同一批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可以到大家都喜欢的酒吧里喝上一顿,借着酒劲,或许可以让你放下包袱和禁忌,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信心百倍地提出不同观点。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指出,古罗马人认为喝酒可以帮助我们“彻底发泄内心的情感,和盘托出心底的秘密”,因此对任何重要的决策,他们都要反复两次:先在喝醉时畅所欲言,然后在清醒时再作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