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
在新加坡、上海、兰州三地关于公平心理的实验
实验概述
【实验目的】
人们的公平心理是否受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呢?在不同环境下，人们基于公平心理所作出的选择会有何不同？为什么？作为一种情绪，公平是否有一个极限?在何种情况下，它会转化成为风险情绪，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性呢？现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公平心理有何不同?贫富分化已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那么贫穷人的公平心理和富有人的公平心理有何差别呢?现代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调节自己的心理差距的呢?这些都是本实验着力要探讨的问题。
【实验设计】
本实验的实验设计基于完全信息下的终极实验原理和游戏规则，为便于分析对比实验中分配者和被分配者的公平心理极限差异，问卷分为A.， B两套(A 套为分配者， B 套为被分配者) ;两套问卷均为四题，其中第二题与第芒题是A 、B 卷配套题，第二题与第四题的A 、B 卷均相同。面向新加坡区域的A ， B 卷配有英文版本。
被试者为新加坡、中国上海、中国兰州地区的大学生、蓝领和白领，其中蓝领与白领的划分与定义以其从事体力或脑力工作的性质及其收入、教育程度为标准。
实验方法以问卷法为主，访问法为辅。
【实验对象及地点】
值此实验尾声，新加坡区域受访者总计232 人，扣除无效问卷18 份，实际有效问卷为214 份；中国上海区域受访者总计260 份，扣除无效问卷12份，实际有效问卷为248 份;中国兰州区域受访者总计238 份，扣除无效问卷49 份，实际有效问卷为189 份;故此次用作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651 份。
实验受访对象有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教授，白领和蓝领遍及社会中的各个行业，有律师、会计师、软件开发商、投资顾问、CEO 、各大公司经理、出版社编辑、记者、公务员、医生、药剂师、银行主管、证券分析师、飞行员、普通公司员工、流水线工人、护士、清洁工人、酒店服务员、导游、小贩中心老板和职员、保险推销员、产品业务员、司机、快递员、水果摊主、厨师、退休职工等等。
[受访者资料分析】
(1)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的受访学生基本来自各大学、大专院校，且所学专业不一；
(2) 新加坡白领、中国上海白领和中国兰州白领受访者：
实验一
【实验情景】
(A 卷)你在地上检到1则元钱，但是被另一个陌生人看见了(是你先看见并捡起) ，不管什么原因，你必须和他一起分这笔钱，才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否则你们两个人都将得不到任何钱;然而如果你的分配被他拒绝，那么你们也都将得不到任何钱
【实验分析】
此题设计综合了公共物品游戏(Public Goods Game) 和惩罚性风险游戏(The Game Wi出A Punishment Opportunity) 的博弈。
在A 套总体问卷中，有3.3% 的人在即使面临被惩罚得一无所有的风险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一分钱都不分给对方，完全独自占有，我们称这种人为"纯自私者"，但是他们所承担的由惩罚带来的"风险损失"也最大;其次，有3.7% 的人选择将1000 元全都分给对方，他们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既然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不差，而对方要求分钱又可能是出于需要，那么就一分都不保留地给对方，我们把这种行为列入"纯粹利他行为"；最后，有93% 的人选择与对方各占有50% ，或一方占40% ，另一方占60% ，选择这样分配的人主要有两种心理:
(1 )是"公平人"，他们认为大家应该机会均等，平均分才能体现公平;其实，在信息条件下， 50% -50% 的分配或稍微偏离些的均衡(如40% -60% 等)均可视为公平的分配(Paul G. Straub & J. Keith Murnighan , 1994) ;我们把50% -50% 分配的人称为"纯公平人"，把分配40% -60% 金额的人称为"普通公平人";
(2) 另一种导致公平分配的是由于"理性人"出于惩罚规则的考虑或道德因素影响，愿意牺牲一部分利益使得分配的结果显得公平( J. Keith Murnighan& Paul G. Straub , 1994; HarrisonGlenn W. & Kevin A. McCabe , 1996) 。
在B 套总体问卷中，有859岛的人选择至少要得到40% -50% 的金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陌生人有着相同的竞争机会，所以要分配均等才能体现"公平";有8% 的人选择至少要得到多于50% 的金额，因为他们明白游戏规则中他们有机会要挟面临受罚风险的分配者，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利益;最后有7% 的人选择少于50% 的金额，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搭便车"者， 只要分配者愿意分配，他们便很感激也觉得很幸运。
我们再用方差法深入探讨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学生、白领和蓝领的公平心理差异，可得出:
临界值=均值/总金额
新加坡学生分配者的临界值= 0.47; 标准差= 202
新加坡学生接受者的临界值= 0.39; 标准差= 305
中国上海学生分配者临界值= 0.46; 标准差= 216
中国上海学生接受者临界值= 0.48; 标准差= 236
中国兰州学生分配者临界值= 0.49; 标准差= 253
中国兰州学生接受者临界值= 0.50; 标准差= 197
新加坡白领分配者的临界值= 0.46; 标准差= 247
新加坡白领接受者的临界值= 0.40; 标准差= 202
中国上海白领分配者临界值= 0.58; 标准差= 327
中国上海白领接受者临界值= 0.38; 标准差= 353
中国兰州白领分配者临界值= 0.49; 标准差= 192
中国兰州白领接受者临界值= 0.44; 标准差= 147
新加坡蓝领分配者的临界值= 0.40; 标准差= 426
新加坡蓝领接受者的临界值= 0.44; 标准差= 340
中国上海蓝领分配者临界值= 0.37; 标准差= 582
中国上海蓝领接受者临界值= 0.41; 标准差= 295
中国兰州蓝领分配者临界值= 0.35; 标准差= 361
中国兰州蓝领接受者临界值= 0.40: 标准差= 283
我们结合前面的选项图来分析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公平心理，并试图探索造成差异的影响因素:
(1)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的学生，我们发现他们的临界值在A 卷处于分配角色时均相近，但B 卷处于接受方角色时有较大差异。在B 卷中，新加坡学生的临界值最低，标准差最高;中国兰州学生的临界值最高，标准差最低。
我们分析可得到如下几点:①在面临机遇和惩罚风险并存的环境下，不同地区和经济环境下的学生的公平心理及极限相近;②用方差和图形对比分析，可发现在面临公平问题时，新加坡学生心理弹性较强，其次是中国上海地区的学生，而中国兰州地区学生的公平心理意识最为强烈，弹性最弱。
比较多个地区学生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新加坡学生生活的平均经济水平无疑优于中国兰州地区的绝大部分学生和中国上海地区的大部分学生，所以本文研究认为: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公平心理越有弹性，心理承受能力也越强。
(2) 我们再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的白领:中国上海的内领在处于分配者角色时，临界值和标准差最高，在处于接受者角色时他们的临界值最低，标准差最高。因此我们说中国土海白领的公平心理最富有弹性，其次是新加坡白领，雨中国兰州白领的公平心理弹性则最弱。
比较三地白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背景，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兰州的白领绝大多数处于15∞ -3(削元的阶层，而薪金高于1仅削元以上的以新加坡肉领居多，薪金低于8∞元以下的以中国兰州白领居多，中国上海白领的薪金水平处于两者之间。再对比兰地白领的教育背景，中国上海的白领以本科及研究生以上者居多，新加坡白领中受过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次之，而兰州的白领则多为大专及本科学历。
因此本文研究认为，在经济发达及经济落后地区，人们公平心理的弹性较经济积极，快速增长地区的人们心里的弹性来得弱；社会商业竟争越激烈的地区，人们的公平心理越有弹性，承受能力越强;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人们的公平心理越有弹性，承受能力也越强。
(3) 最后，我们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的蓝领:在处于分配角色时，中国上海蓝领的临界值较底，标准差最高，公平心理最富有弹性，其次是新加坡蓝领，最后是中国兰州蓝领;在处于接受方角色时，新加坡蓝领的标准差最高，最富有弹性，其次是中国上海蓝领，而中国兰州蓝领的公平心理弹性则最弱。
分析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蓝领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教育背景，气地蓝领的教育背景都以中学及中学以下学历为主;就经济状况而言，新加坡蓝领的经济水平明显居其他两地之上，其次是中国上海地区的蓝领，而中国兰州地区蓝领的经济水平则最低;就社会经济比例和阶层结构来看，新加坡蓝领相对社会阶层也比中国上海和兰州地区的蓝领高;在三地蓝领中，中国上海地区蓝领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在进入发达社会的过渡阶段，他们所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压力也较其他两个地区的蓝领来得大。
因此我们再一次证实，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人们的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生活在经济水平发达地区的人们，公平心理较有弹性，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强;生活在社会商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人们，公平心理也较有弹性，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强。
实验二
【实验情景】
在家庭生活中，丈夫的工资是每月25∞元，那么你认为妻子的工资应该是每月( )。
A800 -1000 元
B 1000 - 1500元
C 1500 -2500元
D 2500-3000元
E 妻子的工资不应受丈夫工资的约束
F 以上答案都不对，我的答案是————元
您选择该答案，是因为您认为————。
与女性的经济状况和公平心理来探索家庭分工、社会分配的另一层面。我们的答案设计了五种由低到高的工资级别，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性受男性的约束级别。
综合问卷结果，我们发现：
(1)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选择E( 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的占学生总数的几乎一半，这说明绝大部分的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都认为无论在社会亦或是家庭中，男性与女性都有相同的竞争机会，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中国兰州的学生有约4/5 的人选择C (1 500 -2500元) ，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男性应该是领导者，而最能体现男性轴心地位的即男性比女性高的经济水平。
(2) 一个人对于婚姻的主观感受往往是对一种婚姻制度期望的投射，而期望的水平既具有整体文化之普同性又有群体之间的歧义性(吴明华、伊庆春， 2002) 。对比兰地的蓝领，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上海蓝领选择E(妻子丁资不受丈夫的约束) ，而在A(800 -1000元)、B( 1000 -1500元)、C(1500… 2500元)的气个选项中，新加坡蓝领选择A 、B 答案的人数比例位于气地之首，中国兰州蓝领则大部分集中在选项B 与C 。我们从社会结构和男女教育背景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中国上海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那里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历史上，上海较中国其他省市受国外及改革开放影响早且面广，因此反应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和男性较为平等;而在新加坡，由于当地服兵役等法律与教育的结合，造成新加坡许多男性从事蓝领工作，男性在社会中的平均地位较女性低，能力也较女性弱，但是他们同时又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矛盾冲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希望通过经济比较来巩固自己的男子地位。
(3) 我们再比较三地的白领，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白领均有一半以上选择E( 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 ，而中国兰州的白领则有一半以上集中选择C (1 500一2500元)。本文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受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白领的平均薪金水平与教育背景均较中国兰州白领离出许多，因此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也较中国兰州白领高，在问卷访谈中，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因此反应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的男女地位也更加平等，本文提出：这是否可以侧面反映在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女性相对中国兰州的女性来说有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竞争机会。
另外，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在三地受访者中，有近7% 的新加坡男性选择答案E ，他们的解释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不需要工作，女人只要做家庭主妇，在家中把家务做好，把孩子照顾好即可，而在社会工作奋斗是男人的事情"。同时，许多新加坡受访者完成问卷的过程中，相当部分人曾一度潜意识地将女性的工资误解为向丈夫索取零花钱；而这些现象在中国上海和兰州的调查中都没有发现，这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新加坡人的无形约束要比对中国上海人和兰州人的约束大得多，而中国地区的女性较新加坡女性，从总体来说更来得自信和独立。
总结以上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进而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越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参与机会也越多，男女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I方面也较均衡;相反，如果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则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机会也较低，进而在家庭角色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重。
我们将问卷的结果导人社会地位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将启示我们有关社会阶层及地位划分朝两个方向发展:
( 1 )男性与女性受传统教育和观念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出于家庭角色划分和自然性别差异，女性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财富拥有方面，也较男性少。
(2) 社会地位阶层高的人比地位阶层低的人获得更多的财富。假设财富能造就社会阶层，那么富有的人无疑将获得较高的地位，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实验三
【实验情景】
(A 卷)在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假设公司员工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现有两个人的工作量，但是公司只雇佣了你一个人，你认为公司每月应付给你一一一元，你才不会拒绝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所要求的工资没有被公司所接受，你也将不会被录取。
如果将你对这份工作的投人工作额度用1 分-10 分来表示(注:投人额度的意思即工作投入热情) ，则你的工作投入度将是一一一分。因为你认为
(B 卷)假设你是公司总经理，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你给员工的工资是每月1500 元。现有两个人的工作量，你只计划雇佣一个人，你觉得每月付给他一一)币，他不会拒绝接受这份工作。
如果将他对这份工作的投人工作额度用1 分-10 分来表示(注:投人额度的意思即工作投人热情) ，则你期望得到他相应工资的工作投入度是一一一分。
因为您认为
【实验结果】
为便于分析，我们也采用平均值比较法分析此题，即用受访者的最终答。
案总和除以受访人数，如下表4 所示:
【实验分析】
在Colin F. Camerer & Emst Fehr(2∞2) 的垄断者游戏中，他们通过施予者的给予与受惠者的回报对比来研究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公平心理。
我们这道问卷题基于礼物交换游戏(Amo Riedl , Emst , Fehr , George Kirchsteiger , 1993 ) 。雇主可以通过工资合同和相关规定来约束工人的工资并达到他们所期望得到工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我们在此将工人努力工作的程度级别用E 来表示) ，只要在此问题的第一部分"雇员角色"栏填写了自己期望得到并被雇主接受的工资(我们用W 来表示工人工资) ，他们就可在1 分到10 分之间选择一个他们将为这份工作而努力的级别(1分是代表极不认真热情， 10 分是代表极度认真热情) ;我们将雇主获得的利润用P 来表示，用C 来表示工人消耗的成本。
在经济学中，利润P= IOE - W ，而工人从工作中实际得到的效用为u=w-c 。显而易见，如果雇主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W 越少，工人们对工作付出的认真程度E 的级别越高，雇主们所能得到的利润P 就越大。所以在商业社会的劳资关系中，雇主们总是想尽办法付给员工尽可能少的工资，而工人对工作的反应也因人而异。
在问卷中，有13%的人选择了9 一10 分，即最高级别的工作热情和态度，我们把他们称为"优秀员工"，因为他们认为，无论他们的薪金多少，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会以完全的热情来投人，行为经济学将这种排除公平心态的行为列为"纯粹利他行为"的一种，即他们愿意不惜付出额外的没有酬劳的努力自愿去完成合向外的任务。在问卷中，有84%的人选择了6 - 8分，我们称他们为"普通员工"，因为他们会根据获得薪金的多寡来决定自己的工作热情和认真态度的级别，限制付出，以达到他们的"公平心理"。另有3% 的人选择了5 分以下，我们称他们为"问题员工"，因为在他们看来，工作以应付为主，薪金是剌激他们工作的主要动力，但是薪金不要太多，只要够用即可，而对待T.作没必要太认真，只要不被辞退即可。
对比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的受访者，我们发现中国上海的整体劳资双方期望要比新加坡地区和中国兰州地区来得高，即雇员更期望在薪金方面得到公司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同时他们也会更认真积极地投人自己的了.作;而雇主更重视用薪金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但是他们对于雇员的工作努力和认真的程度也要求得更高。本文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在这样的机遇和风险并存的社会中更能激发激烈竞争的人才为实现自身价值，发挥自己的更大潜力。
而根据利润P = 10E - W 的原理，我们的问卷再次证明了，无论是否工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中，雇主和雇员的劳资期望总是有差距的，雇主们总是想尽办法付给员工尽可能少的工资W ，却希望员工认真地对工作投人足够的热情E ，以创造最大的利润。
两个人的工作量只由一个人做时，到底要付比1500元多多少的薪金才能满足不同地区劳资双方的公平心理?综合问卷，我们纵向对比了新加坡、七梅和芝州芒地的答卷后得出:要求工资所得最低的是中国兰州地区的蓝领，平均接受薪金水平为1754 元;要求工资所得最高的是中国上海地区的向领，平均接受薪金水平为2603 元;在对待工作的积极态度方面，级别最高的是中国上海的蓝领和新加坡的白领，属于"优秀员工";态度级别最低的是新加坡蓝领，属于"普通员工"。本文研究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雇员较能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对薪资高低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公平心理较弱;而经济发达地区的雇员则反之;另外，在三地的雇员中，中国上海的蓝领与新加坡的白领在社会竞争中所承担的压力相对最大，因为他们害怕被淘汰。中国上海蓝领的压力大，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人才多，蓝领工作的流动性大;新加坡白领的压力大则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国际商业交汇点，大量的国际型人才促使当地的白领阶层需要不能停歇地持续努力、自我提升，否则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因此，我们研究发现:社会的竞争和企业内部的适度压力能极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最后，本文横向比较兰地大学生、白领和蓝领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工作态度级别的选择差异，得到如下启示:教育背景在员工的工作态度和成果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级别也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应重视给员工提供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
实验四
【实验情景】
(A 卷)社会对穷人不收税，对富人收25% -45%的税，穷人和富人均有社会福利;
(B 卷)社会对穷人和富人都收8% 的税，穷人和富人均无社会福利;你愿意生活在( )的社会制度下。
AA 社会 BB 社会
您选择该项答案，是因为您认为————。
本文此题设计主要是为了通过分析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不同身份地位的受访者对税率问题的看法差异，试图探索生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贫富公平心理及其对社会再分配问题的借鉴意义。
社会的再分配有按收入分配和按需要调节两个部分。本文在这里将要讨论的纳税问题列入按需要调节部分。"按需要调节"有两层涵义:
( 1 )支付社会成本。社会投入包括三项公共性投人:公共知识供给、社会供给和社会帮助，这些公共投人是社会发展的公共社会成本。其中，社会供给的部分成本是由企业税收提供的，其他的社会成本只能由个人承担。
(2) 保证社会公平。按贡献分配的分配过程和分配原则是公平的，但是分配的结果是国民收益分布的不平均。我们把国民收益分布的不平均称为社会不公平。
综合问卷结果，对于AlB 社会选择，中国兰州的总体选择是9: 1; 中国上海的总体选择是4: 1 ;新加坡的总体选择是: 3: 2 。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选择A 社会，追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即使生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于贫富的公平心理都是相近的:间情穷人，对富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嫉妒心理;他们认为富人有钱，所以为了使社会更美好，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税收，增加社会福利，使穷人的生活得以改善;而纳税对于穷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在总体问卷中，仍然有近113 的人选择了B 社会，分析他们的原因主要为: (1)富人致富也是靠努力，没有理由因为富人努力奋斗成功后就应该承担过多的税务;生活与做事不分穷富，机遇对大家都一样，所以对于纳税问题也应该公平;(2) 穷人有两种"穷"一种是能力和机遇不好的人，虽然努力，却很难成功;另一种是好吃懒做者，自身不努力，却总是投机取巧地生活;所以纳税能让富人更努力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也更激励穷人更努力地工作。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总结:
(1)经济在社会贫富问题的公平心理中起着绝对的影响作用;而教育背景对于社会贫富问题看法的影响作用不大;
(2) 如果贫富相差过于悬殊，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调节国民收益，保持社会公平，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社会中的穷人和那些低收入者、失业者和需要帮助者得不到帮助，则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定问题:
(3) 生活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于贫富分化心理非常敏感，他们的公平心理极限也较高，人们对于借助于社会第二次分配的机会来达到社会公平的期望也越高。因此政府在制定社会中的贫穷群体及其所处区域的社会福利、税率时，应给予相当的关注和审慎;
(4) 税率是通过社会再分配从而实现公平均衡的重要途径，合理的税率能够促使社会整体更美好;但是政府在制定税率时应贫富有别，综合研究，绝大部分人接受的程度为针对穷人的最高税率不超过5% ，针对富人的税率为穷人税率的3 -4 倍。
结论
【研究总结和建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对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的大学生、白领和蓝领就不同性别、文化、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做有关公平心理问题及其决策结果的研究，探讨不同区域人们的公平心理，较为深人地分析总结了影响经济生活中对公平问题的理解和行为产生的各种因素。最终得到如下
结论:
公平心理的区域差异及抉择影响:
(1)在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经济状况对公平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发达及经济落后地区，人们公平心理的弹性较经济积极、快速增长地区的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弱;社会商业竞争越激烈的地区，人们的公平心理越有弹性，承受能力越强;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人们的公平心理越有弹性，承受能力也越强。
(2) 在面临机遇和惩罚风险并存的环境下，不同地区和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公平心理及极限相近;当行为面临惩罚的风险时，人们的表现会显得比较"公平";该公平心理和行为可以为社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借鉴。公平心理的性别差异和对社会分配的借鉴:
(1)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进而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如果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参与机会则较多，男女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工方面也较均衡;相反，如果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人水平相对较低，则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机会也较低，进而在家庭角色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重。
(2) 男性与女性受传统教育和观念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出于家庭角色划分和自然性别差异，女性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财富拥有方面，也较男性少。
(3) 与男女性别差异导致的结果如出一辙，社会地位阶层高的人比阶层地位低的人也将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像循环的螺贝，假设财富能造就社会阶层，那么富有的人无疑将获得较高的地位，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劳资关系中的公平心理:
( 1 )无论是否工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中，雇主和雇员的劳资期塑总是有差距的，雇主们总是想尽办法付给员工尽可能少的工资，却希望员工认真地对工作投入最大的热情，以创造最大价值的利润。
(2)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雇员较能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公平心理较弱;而经济发达地区的雇员则反之。
(3) 社会竞争和企业内部适度的压力能极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4) 教育背景在员工的工作态度和成果方面有较大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级别也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应积极重视给予员工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
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中的公平心理：
( 1 )经济在社会贫富问题的公平心理中起着绝对的影响作用;而教育背景对于社会贫富问题心理的影响作用则不大。
(2) 如果贫富相差过于悬殊，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调节目民收益，保持社会公平，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社会中的穷人和那些低收人者、失业者和需要帮助者得不到帮助，则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3）生活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于贫富分化心理非常敏感，他们的公平心理极限也较高;人们寄予通过社会第二次再分配的机会来达到社会相对公平的期望也较高。因此政府在制定对于社会中的贫穷群体及其所处区域的社会福利、税率时应当给予相当的关注。
(4) 税率是通过社会再分配从而实现公平均衡的重要途径，合理的税率能够促使社会整体更美好。但是政府在制定税率时应注意贫富有别，本文建议穷人税率在3% -5% ，富人的税率在15% -20% 为宜。同时，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细节措施以限制不劳而获者借"穷"之名逃避社会责任。
【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精力和资金的限制，本文只能用行为经济学的部分原理设计简单的一次性实验来探索"公平"这个大施畴的一隅，然而对于终极实验来说，一次性和多次性实验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因为实验参与者会从多次反复的实验中了解实验的意图，掌握实验的规律。所以我们此次的实验结果无法呈现出动态分布的效果，只能从平面上探讨不同环境下人们的公平心理。
其次，人类的现代公平心理仍是一个有待更多人探索的复杂领域，而且易随相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本文实验中的相关数目只是参照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地区的社会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来设计和选取，分析在社会平均状态下人们公平心理的临界值和影响因素。至于不同的实验是否会因实验设计时取数大小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不再做进一步研究。
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局限，给本文的数据收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研究过程中以问卷调查为主，故在实验设计和实验进行中能采取的激励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此次的无效问卷较多，有效样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数目。
【后续研究的建议】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公平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为基础，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和研究方法从多层面多角度探索，使得公平问题仍有相当多的后续研究可以进行:如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所反应的公平心理及接受极限;或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再深入分析性别和社会地位对公平问题的差异和影响;或将公平问题导人社会基尼指数的研究中，分析如何利用不同群体不阔的公平心理降低贫富差距给社会发展和稳定所带来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