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生得意须尽欢

一、拖延的实证

让我们先看一个发生在经济学家身上的小故事，信息经济学鼻祖、美国经济学教授阿克洛夫( Akerlof)有个"斯蒂格利茨(Stiglitz )的箱子"的经典故事。

斯蒂格利茨在一次离开印度返回美国时，由于民航，限制行李数量，留下一箱衣物让阿克洛夫抽空寄回。但当时印度的邮政系统服务很差、效率低。

阿克洛夫估计寄这个箱子至少要花掉一天的时间，于是"拖延行为"就出现了，阿克洛夫一直在思考，是今天寄呢?还是明天寄?结果日复一日，一直拖了8 个月左右，箱子还没有寄过去，最后他干脆做出决定，不寄了，等年底回美国的时候顺便带过去。

阿克洛夫从这个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每次决定把事情拖延到下期再做的时候，决策者是没有理性预期的。要阻止这类"病态"拖延行为的继续，必须有一个最后通牒的期限。

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类似于阿克洛夫的这种拖延行为屡见不鲜。比如说一群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就可能为了一时的欢愉，而拖延需要完成的经济学作业，他们可能不愿意承受即刻完成经济学作业所带给他们的效用损失，而宁愿承受拖延后在未来某期再完成作业所带来的损失，在做出此拖延决策时，他们预期拖延之后在未来期完成作业的效用损失要小于即刻完成作业的效用损失，或者说，拖延作业的完成给当前期带来的效用要大于给未来期带来的效用损失，否则，拖延决策是不可能做出的。

当学生们决定拖延时，他们就陷入了阿克洛夫的困境: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这种决策导致决策者总是决定把事情拖延到下期再做。这种拖延行为可能会一直持续进行下去，因为决策者在每一期都可能决定再拖延一期，怎样才能结束这种拖延呢?正如阿克洛夫所认识到的那样，必须有一个最后通牒的期限。比如说，必须在星期三早上交上作业，那样，我们将很可能会看到，拖延行为的结束:在星期三这个最后通牒期限到来的前夜，拖延者可能会为了完成原本早可以完成的作业而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

在最后通牒期限的约束下，拖延行为结束了，但是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在最后一刻未完成作业而不眠不体的学生，其效用损失要大于采取不拖延决策时的效用损失，这清楚地表明了拖延决策者的非理性。再看一个更有趣的例子:

如表6-1 所示，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在星期一到星期三这三天中分别有三场电影，设它们对该大学生的效用可测，分别为5 个单位、10 个单位和15 个单位。并且该学生在星期三必须交出一份经济学的作业，于是，该学生就面临着是拖延作业看前面的电影还是不拖延作业看后面的电影之间进行权衡决策。在实际生活中常出现的一种状况是，该学生会为了即刻的欢愉而选择拖延，这样，该学生为了在星期三交出作业，不得不错过电影3 ，学生所获得的效用为电影1 的效用加上电影2 的效用，即为15 个单位。但是，如果他做出不拖延的决策，用错过电影1 的代价来完成作业，他将能够悠闲地享受电影2 和电影3 所带给他的效用，即为25 个单位。25 个单位的效用显然要大于15 个单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拖延行为的非理性。

拖延行为的实倒在社会生活中是到处存在的，比如说，你可能早就计划花-一天或一个小时高高兴兴和孩子们一起玩，却因为工作太多或有要事缠身而一拖再拖。同样，不能在晚上抽时间与家人出去吃顿饭、看场电影或观看体育节目，总以"太忙"为理由拖延。有心做些家务活，如清扫房间、修理门窗、缝缝补补等等，但却迟迟不动手，似乎一直等下去，这些活儿就不用做了似的。还有，当上司、朋友、家人、推销员或售货员有错误或误解时，避而不说，不愿去澄清事实，一拖再拖，尽管当面把问题讲清楚可能会改善相互的关系，但人们仍然还是会消极等待事物的自然转变。人们总喜欢把当下的事情拖延到明日，但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拖延行为如此频繁地发生，似乎拖延是天生的潜意识中的一种欲望。拖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行为经济学家们的分析。

二、拖延的产生

从大众化的角度来看拖延行为的产生:首先，拖延能够维持一种自我欺骗效应，对于不愿意做的事情，人们可以通过拖延的方法来摆脱这种头疼的事情所带来的烦恼，从而能创造一种暂时的轻松和安稳感。

其次，人们希望通过拖延期待事情出现转机，甚至等待奇迹的突然出现。

此外，人们只愿意考虑当下，认为将来的事情还很遥远，将来的事就等到将来再考虑吧。人们喜欢即刻的欢偷，总是会拖延那些需要立刻付出而将来才会有收获的工作，例如修剪草坪。传统经济学家们将这种喜好假定为人们喜欢把随时间成指数变化的效用贴现。指数贴现的一个性质上的重要特征是它暗示着人的偏好与时间具有相一致的特性。但是，人的偏好真的与时间相一致吗?

三、时间偏好一致吗

古典经济学理论通常假定时间偏好是一致的，但无论是无意的观察、自省还是严格的心理学研究都证明了时间一致性假设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追求短期的及时行乐与长期偏好并不一致。比如说，当我们今天觉得明天最好不要暴饮暴食时，明天我们却有可能会倾向于暴饮暴食；当我们今天认为明天必须写一份仲裁报告时，明天我们却可能再次拖延。总之，当我们协调未来的两个时刻时，我们倾向于更早的时刻，因为它更接近我们。

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验(Kris Kirby & Herrnstein , 1995 ) ，要求测试者在一系列选择中陈述他们的偏好，每个案例都要在更早更少的奖赏和更迟更多的奖赏两者中做选择。他们告诉测试者将会按照这些选择来具体实施。在有金钱奖励的两个实验中，当两种奖赏都会拖延时， 24 个测试者中23 人一致将自己的选择一一更早更少的奖赏-一一变为更迟更多的奖赏。金钱风险和延误是基本相当的一一平均推后了两周半，测试者平均拿到了2 1. 50美元。

因此和未来相比，人们倾向于今天得到奖励，而这种偏好不同于当将来面对同样延误时他们可能会有的偏好，所以时间偏好是不一致的。一个只含两个参数的简单模型(Edmund Phelps & Robert Pollak , 1968 )便说明了人们及时行乐的喜好，该模型在指数贴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假设在t 时间的暂时偏好为飞， U t 表示人们在一段时间t 中的即时效用:Ut(u"u t + l ，…， u，) = (8) t叭+RTZl(8)TUT ，其中，日和8 均位于0 到1 之间;参数8 表示一个人坚持时间-致性偏好的程度。如果8 = 1 ，那么这些偏好就是简单的指数贴现;当&<1 时，这些偏好便体现了时间不一致性。这一模型是如何捕捉到人们喜爱及时行乐偏好的呢?假设你有机会选择在4月14日做一项需要10小时完成的不喜欢的工作，或是在4 月15 日花11 小时完成同一项t作。假设你认为工作对你一时的效用在任何时候都与工作时间负相等，即有U t ( 10) =-10 , Ut (11) = -11 。对推迟一天来说，假如δ=1 而β=0.8 ，则你会宁愿选择今天获得效用，明天损失部分效用，尽管获得的效用只是失去效用的80% 。

假如今天就是4月14 日，你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工作。你可以选择今天工作但获得10 单位的负效用，也可以选择将工作拖延到明天，效用值为0.8 x (… 11) = -8.8 。因此，你将会选择拖延。

假如你不是4 月14 日决定何时去工作，而是被老板要求2 月1 日就决定，那么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由于2月1 日做决定使你无论在4 月14 日还是4 月15 日工作，通过白的变化，工作所带来的效用都贴现了，因此你会选择只需工作10小时的4 月14 日而不是T作11 小时的4月15 日。在2 月1 日的时候，你认为拖延至4月份是不值得的。对同一个问题，你2月1 日的决定同4月14 日的决定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考虑具体的预测，指数贴现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哪一天，你的选择都是相同的。而事实上，在4 月14 日，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工作拖延到4 月15日，即使工作量会增多。如果这两天没有实质区别，那么在2 月1 日时可能没有人会选择拖延。

四、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实证

行为经济学家的确发现了时间偏好不一致的有力证据0 ，我们来看萨勒所做的实验:

实验参与者要求回答和15 元无差异的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 年后的收入，回答结果是20 元、50 元和100元，也就是说，被调查者认为10 年后的100元、一年后的50 元、一个月之后的20 元和现在的15 元是无差别的。这意味着一个月期界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期界的是120% ， 10 年期界的是19%。即被实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一致，这个结果被后来的众多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所证实。

除了时间的偏好不一致外，行为经济学家们还发现:收益的折现率高于损失的折现率;小额效用流的折现率高于大额效用流;对延期的事件折现更多;在选择结果序列时，人们更偏好递增序列而非递减序列;效用和消费的独立性不成立，跨期选择时不同时期的选择的相互影响等等。行为经济学在对新古典跨期选择模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模型，比如著名的Laibson 双曲贴现模型。在下面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行为经济学家挑战传统理论的实证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