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相经济增长

当存在多个利益群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便会发生扭曲。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产生多重利益主体？综观全世界，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社会多元化现象：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

首先来看收入的不平等。假设一个社会存在两个阶层:占多数的穷人和占少数的富人，穷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而富人则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假设这个社会采取民主投票制，或者至少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在一个接近民主的社会里，穷人将决定政策选择，因为他们是多数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向富人征税可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政策。

什么因素决定了政策的吸引力？在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效应。第一，对富人征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会对资本家和工人都造成损害(前文曾发现法定税率并不能决定经济增长率，但在这里，我用"税收"代表所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如黑市汇率溢价等)。第二，对富人征税会使得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大，财富再分配的潜力也就越大。很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向资本征税的潜力很大，而这对穷人来说会抵消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损失。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占多数的穷人将投票赞成对富人大量征税，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获取收入的再分配。即使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政府及其支持者也会试图对富裕阶层实行掠夺而不充分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证据：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往往具有高黑市汇率溢价、对金融系统的严重抑制、高通货膨胀率和对出口商不利的汇率。

一个当代的例子是委内瑞拉。2000年年末一个民选的人民党领袖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公开向支持自己的穷人许诺对寡头的财产进行再分配。在委内瑞拉，石油大亨们建造了摩天大厦，然而周围都是破旧的小屋，一些屋子还在最近的暴雨中被冲走了。尽管在过去30多年中石油业累计了2660亿美元的利润，并且新的石油储备不断发现，委内瑞拉人现在的人均收入却比20世纪70年代下降了22%。不平等的情况在加纳也同样存在，种族联盟对相对富裕的阿善堤人的可可生产征收重税。在更平等的社会里，占多数的穷人将会投票对富人征收低税，因为从财富再分配中获得的收益要低于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这个故事可以说明高度的不平等往往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

研究者的发现证实了上述推测。我们可以看一下土地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基尼系数的取值从o(所有的人平等拥有土地)到1(一个人拥有全部土地)。土地平等程度排名前1/4的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45)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最高。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所有样本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土地平等程度也最高)。土地平等程度排名后1/4的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85)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最低。这些国家包括一些发生经济灾难的国家如阿根延、秘鲁和委内瑞拉。例如，在阿根延，由于胡安·庇隆和爱娃·庇隆的再分配财富政策，经济呈现螺旋式下降。乌戈·查韦斯可以被视为委内瑞拉今日的胡安·庇隆。

注意，这里所说的再分配不同于前面所讲的对穷人的补贴，后者对于帮助穷人走出贫困陷阱来说是必需的。对穷人的补贴应该基于其未来的收入创造。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再分配财富将对消费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高度不平等情况下，几乎没有激励在未来进行投资，包括穷人也是如此。

对于东亚和拉美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解释是前者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比后者要高。那么，拉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