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
互补理论为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解释。在技术水平很高的国家,工人的人均工资也较高,而在技术水平很低的国家,工人的人均工资也较低。但收入差距比单个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异要大得多。在发达国家,高技术工人会提高彼此的生产率,而在贫困国家,低技术工人会降低彼此的生产率。
更糟糕的是,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可以高达40倍,而人均教育水平差距要远小于此,互补理论可以对此提供解释。它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会维持下去:贫困国家的工人面临着较弱的正面激励,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较强的正面激励。
互补理论还可以用于解释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种族差异。假设有两个种族群体,紫色人种和绿色人种。紫色人种开始时的教育水平很高,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或许紫色人种在很久以前曾经奴役了绿色人种),绿色人种的教育水平很低。假设存在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紫色人种只能与紫色人种共事,绿色人种只能与绿色人种共事。绿色人种接受教育的激励非常低,因为他很难找到接受同样教育水平的人与之互补。而如果没有高技术水平的人可以互补的话,进行技术技资的收益率是非常低的。每一个绿色人都会进行这种计算,他们没有动力进行新知识投资。
但是,即便没有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绿色人种同样可能陷入低教育水平陷阱。雇主大部分是紫色人,他们知道从历史上来看绿色人的知识水平很低。假设雇主难以分辨每一个雇员的技术水平,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雇主只能认为绿色人是低技术水平的,而紫色人是高技术水平的。所以寻求高技术水平雇员的紫色人种雇主只会雇用紫色人。假如一个绿色人接受了教育,这也不会给他带来收益,因为雇主总是认为他是低技术水平的。所以,雇员将不会去接受教育,这样雇主的期望就成为现实。
紫色人种和绿色人种的收入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差别。黑人的人均收入要比白人低41%。但美国的种族差别并不仅限于此。当地土著、西班牙后裔和亚裔的人均收入要比白人分别低36%、31%和16%。在美国的繁荣中,还存在更不为人注意的人均收入差距。一名祖辈来自澳大利亚的美国人要比祖辈来自比利时的美国人收入低25%。收入之间的初始差异会发生代际传递。类似地,即使在最贫困的当地土著之间也存在种族差异。易洛魁族人的中位收入水平几乎相当于斯沃斯族人的2倍。
美国的收入差距还与宗教差异有关。主教派教徒的人均收入比卫理公会派教徒高31%。美国排名前160位的富豪中,有40%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
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明显的种族或地域贫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地区长期贫困,如意大利南部、巴西东北部、巴基斯坦的停路支省、墨西哥的恰帕斯州。大多数这些地区的贫困都具有长期的历史根源。巴西经济史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Furtado)认为,巴西东北部的贫困可以回溯到16世纪的糖价下跌。
在美国,有5大贫困聚集群体:(1)城市黑人;(2)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农村黑人;(3)西部地区的土著居民;(4)西南地区的西班牙后裔;(5)肯塔基州东南部的白人(图8.1表明了美国的农村贫困陷阱,至于贫困城市地区由于规模太小而没有标出)。实际上,在美国的贫困自人中,有90%居住在肯塔基州东南部。所有的这些贫困陷阱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种族贫困陷阱。墨西哥土著的贫困率为81%,而自人或混血儿的贫困率仅仅为18%。危地马拉土著的文盲率为80%,相当于非土著人的2倍。即使在土著人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危地马拉,讲基切语的土著人其收入要比讲克奇语的土著人低22%。在巴西,贫困窟的居民抱怨说没有人愿意雇用那里的工人,因为当地的暴力犯罪实在太多。当地的居民在找工作时会提供一个虚假的家庭住址,甚至从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那里借虚假的电子单据。
在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白人的收入比黑人高9.5倍。但是黑人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不那么为人注意了。在夸祖鲁一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纯黑人血统的村庄里,也分为很多种族,其中最富裕种族的收入是最贫困种族的收入的54倍。
在其他国家,种族差异的现象也很普遍。富裕的商业精英中有很多属于同一种族:如美国的犹太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东非的印度人和东南亚的华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种族非常成功。例如,在冈比亚,塞拉胡里族(Serahule)在商界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通常被称为"冈比亚的犹太人"。在扎伊尔,卡萨伊恩(Kasaian)人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占据了商界和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通常被称为"扎伊尔的犹太人"。
我们曾经看到,在国家的层面上,也存在贫困陷阱的现象。在我们拥有1820一1992年数据的28个国家中,印度在1820年就接近最低水平,而在1992年依然如此。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在1820年就处于顶端水平,1992年也是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