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是好是坏

讲了这么多之后，可能仍然有人认为要对人口控制提供援助。当决定生儿育女时，父母不会考虑他们的决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大量的人口可能会恶化自然环境。例如，在有限的土地上可能聚集过多的人口，对其 他生物造成不良影响。当决定生孩子时，父母们并不考虑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这些成本。

但是，父母们同样不会考虑到增加的人口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每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都是未来的纳税人，他们将可以为政府的现有项目提供资金。 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之所以出现财务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慢， 纳税人与退休人员之比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状况相对良好，原因是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是由于移民而非生育水平造成的)。

另外一个正面影响来自"天才原则"。孩子的数量越多，其中出现莫扎特、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影响最初是由西蒙·库兹 涅茨(Simon Kuznets)和朱利安·西蒙 (Julian Simon) 提出的。

如同无数的人都可以欣赏莫扎特的钢琴曲一样，思想可以零成本地由更多的人分亭。在人口多的国家，新思想的利用效率要高于人口少的国家，创造一种新思想的成本可以在更多的人中分摊，每个人都可以无成本地使用。 如果有更多的人使用，建设因特网的成本平均看来将减小，而且因特网带来的好处会增加。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分担成本和扩大收益，一些更传统的创新 所带来的收益也会更大，比如说从渔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工业。

人口增长还会促进技术革新，原因是它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不断上升，人们被迫发明一些新方法从现有土地上获取更多的粮食。这一"人口压力"原理最初是由伊斯特尔·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提出来的。

在《公元前100万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 克雷默对认为人口增长有益的库兹涅茨一西蒙一博塞拉普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检验，这篇论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他指出，库兹涅茨一西蒙一博塞拉普理论意味着在最初的人口和后续的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较多的初始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创造，更多的人使用知识，更多的人分担知识的实施 成本。对社会带来的更大益处将支持增加更多的人口，所以人口增长率应该提高。这一理论的结论与托马斯·马尔萨斯、保罗·埃利希以及莱斯托·布朗的理论恰恰相反，根据后者，大量的初始人口将导致人口爆炸，引发饥荒。 那么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呢?

克雷默指出，从长期来看，博塞拉普的理论得到了事实的支持。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保持稳定增长，公元前 100 万年为12.5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元年1. 7亿人，莫扎特时代为10亿人，大萧条时期(20世纪 20 年代末30年代初)为20亿人，水门事件时为40亿人，现在则已经达到 60 亿人。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上升而非下降。从长期来看，初始人口数量 与后续的人口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库兹涅茨一西蒙一博塞拉普理论所预测的正相关性，而非托马斯·马尔萨斯、保罗·埃利希以及莱斯托·布朗理论所预测的负相关性。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最近较短的一段时期，就会发现这一正相关 性不复存在。自从 20 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总量在增长，但是人口增长速 度开始下降。不过，即使如此，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得不到事实支持。人口增 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饥荒导致的死亡率上升。

那么，我们究竟要不要对贫困国家控制人口提供援助?首先，即使需要， 也不应该采取提供避孕工具的办法，因为在考虑是否生孩子的时候，避孕套 的价格对父母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人口数量对社会的净利益并不十分清 晰。可能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判断:增加人口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无法承担的负担，还是可以增加税收和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