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恐惧症和外国援助

尽管缺乏证据，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引起了对穷国的很大关注。罗斯托并非是唯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外国援助鼓吹者，但是他的主张的确是有代表性的。

在他的书中，罗斯托表示了对冷战的恐惧。罗斯托发现，在苏联，"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跨入了一流工业强国之列"，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虽然今天看来难以想象，但当时很多美国评论家都认为苏联体制尽管在个人自由方面相对不足，但是在促进总产出增长方面优于美国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外交》季刊中，许多作者都提到了苏联"汲取大量强制储蓄"的做法，并且认为其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经济实力"方面，苏联将"比我们增长更快"。观察家们警告说这个竞争对手将从"计划体制"中获得"特定优势"。第三世界的穷国有可能被这一"特定优势"所吸引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大可嘲笑他们杞人忧天。当我于1990年8月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苏联仍然是一个贫困国家，而不是什么"一流工业强国"，当然这一认识稍嫌过晚。我当时居住在苏联国际旅店。空调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坏掉了，可一直都没有修理，所以我只好在窗户密封的小房间里挥汗如雨。一个又一个拦都拦不住的妓女试图破门而入("您好，我是娜塔莎，我很孤独")。我真不知道苏联是怎么愚弄了我们那么长时间。现在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估计还不到美国的1/6(凭借经济学家的预测天赋，我在1990年曾经对我的同事讲"这里马上就会进入快速增长"。但实际情况是从1990年开始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为负)。

但是，当时罗斯托认为需要向第三世界国家说明共产主义并非"导致经济起飞的唯一国家组织形式"，他提供了一条非共产主义方案:西方国家可以提供援助以弥补"必需的"投资水平与实际储蓄之间的"投资缺口"。罗斯托使用投资缺口理论来计算"起飞"所必需的投资。私人投资的作用被忽略了，因为流向穷国的私人国际资本微乎其微。

苏联恐惧症发生了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大大增加，当时罗斯托是总统顾问。罗斯托同时还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在罗斯托的建议下，约翰·肯尼迪于1959年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又建议国会批准增加对外援助"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新生国家由于特殊的原因需要得到帮助以达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它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力。"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罗斯托都是政府要员。在肯尼迪任内，对外援助按照固定美元计算增长了25%。在约翰逊任内，对外援助按照198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6%。罗斯托和其他持类似主张的经济学家在宣扬对外援助方面取得了胜利。

在达到14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后，美国的对外援助有所下降，但其他发达国家增加的援助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减少额。1950-1995年，西方国家对外援助金额达到1万亿美元(按1985年美元价格计算)。由于几乎所有鼓吹对外援助的人都使用了投资缺口理论，所以这是基于单个经济理论的最大政策实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