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育鸡还是先有蛋

迄今为止，我已经分析了一些与低经济增长有关的政府行为：高通货膨胀、高黑市汇率溢价、高财政赤字和严重的负利率。然而，我所用的语言并非特别严谨。我说过，政府会抑制经济增长，含义是恶劣的政府政策会导致低经济增长。但是，我能够确认的只是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政府行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或降低。

有许多故事可以表明人们是如何将相关性混淆为因果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有关19世纪俄国农民的故事。农民发现天花病人多的村庄去的医生也多，而天花病人少的村庄去的医生也少。他们认为是医生的到来导致了天花，于是便向医生们开枪。

另一个故事来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这个故事并不像上一个那么明显。17世纪，加拿大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努力要改变当地休伦族印第安人的信仰。他们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因为休伦族印第安人怀疑他们不仅要控制自己的灵魂，而且还规舰自己的土地。但是，那些传教士不屈不挠地坚持。他们认为至少会有人在临死之前改变信仰，所以当他们听到有人患了绝症之后，便急忙到病床前为他进行洗礼仪式。人们注意到在举行洗礼后病人便死亡，因此他们怀疑传教士给病人洒的圣水有毒(不过，。自克曼并没有说明这是否与休伦族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徒的压迫有关)。

我们怎么才能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呢？有没有可能是负经济增长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比如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不得不依靠高通货膨胀为财政赤字融资。这样，在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并非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影响政府政策。而且，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经济学家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因果关系。一种方法是观察初始的政府政策与后来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例如，罗伯特·金和莱文发现20世纪60年代发达的金融体系与随后30年的高经济增长相联系。

这种检验方法背后的逻辑是过去的事情可以导致未来的事情，而反过来却不行。

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检验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可以根据对未来的预期而行事(就像传教士的例子一样)。然而，我们在上一章发现，经济增长是很难预测的。因此，利用政策变量的初始值的确有助于检验政府政策是否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方法是确认政策变量中与某些外生变量有关的部分，然后分析它们是否与经济增长有关。例如，莱文发现，采用大陆法比采用普通法对银行体系发展的影响要糟糕。除了影响银行体系外，采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银行体系发展指标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法律传统所引致的，一部分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如经济增长)引起的。如果第一部分仍然与第二部分有关，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体系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黑市汇率溢价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