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核算和亚洲"四小龙"

要评价资本积累对人均产出增长的重要性，最直接的方法是计算人均产出增长中有多少可以由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来解释。人均资本增加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等于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乘以人均资本增长率。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大约为1/3，所以如果人均资本增长3%，那么人均资本增加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假如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3%，那么我们可以说，人均资本增加解释了1/3的人均经济增长。不能被人均资本增加解释的人均经济增长则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工人收入占产出的比例(资本收入占产出的比例)乘以技术进步率。所以如果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率为3%，那么我们可以说技术进步对3%的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

芝加哥商学院的阿尔文·扬(Alwyn Young)对于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他最惊人的发现是新加坡的年技术进步率仅仅为0.2%。保罗·克鲁格曼此后也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新加坡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与苏联没有太大差别，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批评声不断。新加坡总理公开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言论，并指出新加坡此后的年技术进步率目标为2%。

学者们和政府首脑们从几个方面对扬和克鲁格曼的发现进行了批评。第一，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提到的箴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维尔·萨拉一伊一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在一本关于经济增长的教科书中指出，资本积累本身会对技术变化做出反应。如果技术发生进步，那么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提高，从而更多的资本得以积累。从长期来看，人均资本、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人均产出将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如同我们例子中阐述的那样)。但是，我们认为增长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它引发了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彼得·克雷诺(Peter Klenow)和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一科拉雷(Andrés Rodfguez-Clare)考察了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反映之后，对扬的计算过程做了修正，结论是技术进步在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超过阿尔文·扬的计算。

第二，资本积累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即便是真的，也不能说明在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其经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不同国家资本增长率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

答案是影响很小。克雷诺和罗德里格斯一科拉雷认为，国家之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中只有3%可以由人均资本增长率差异来解释，而技术进步差异可以解释91%(人力资本差异可以解释剩余的6%)。另一项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增长率的差异仅仅能够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25%。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些东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例子。尼日利亚和中国香港在1960-1985年人均物质资本存量都增加了250%以上。

但是，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25年间，尼日利亚的人均产出增长了12%，而中国香港则增长了328%。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另外一对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国家：冈比亚和日本。1960一1985年，这两个国家的人均资本量都增长了500%以上，但同期冈比亚的人均产出仅增长2%，而日本则增长了260%。当然这一差距属于比较极端的现象，但对于所有样本(地区)国家来说，下列结论仍然成立：资本增长率差异对产出增长差异的解释力甚微(资本量也有可能没有得到正确的衡量，因为并非所有的"投资"都进入到生产设备中去，但我仍然认为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

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资本引导的经济增长的失败。在1976-1990年，坦桑尼亚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为8%，但同期的人均制造业产出年增长率却下降到3.4%。这一现象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制造业的投人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很大差异。

第三，假设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资本的回报率应该逐渐降低，但东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转换期间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技资的回报率一开始必然很高。资本积累将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资本的回报率将下降。199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加坡的资本回报率实际上是逐渐提高的。该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是新加坡人均产出高速增长的关键。对于"四小龙"中的其他3个国家，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