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吃卵粮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些在今天通过举债而寅吃卵粮的政府在将来同样如此。例如，政府可能削减基础设施投资而减少今天的财政赤字，但这会减少未来的收入而增加未来的财政赤字。非洲的国家电话公司曾经大量削减 新通讯设备的投资，客户平均需要等待8年多才能安装新电话，每部电话的收入大大高于世界水平。

政府还可以通过出售盈利的国有企业来获得收入，但代价是放弃未来的收入。在1989-1993年，尼日利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签署了两项备用协 议，接受了两笔世界银行调整贷款，条件是对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进行限制。 在此期间，尼日利亚出售了价值25亿美元的上游石油公司政府股权，同时120亿美元的石油销售收入从政府的账户上消失了，可能是落入了政府官员的腰包。这是一个通常的模式:与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相比，接受政策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多地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

获取调整贷款的国家比不接受调整贷款的国家更快地开采地下石油资源。它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当前收入，但代价是牺牲未来可获得的收入。

政府也可能简单地将其他收支进行跨时转移，以满足今天的财政赤字要求。巴西在1998年曾发行了首年零息国债，其本金和利息在第二年才予以支付，这样便减少了当年的利息开支。许多政府则拖延对雇员和供货商的支付，这减少了当年的赤字和显性公共债务，但提高了明年的赤字和隐性公共债务。

贫困国家也可能从发达国家那里学到一些花招。为了应付格兰姆一拉德曼抑制财政赤字的提案，美国国会于1987年将本应支付给军人的30亿美元拖延到下一财政年度。国防部长温伯格 (Caspar Weinberger)也延期了新武器系统的购买，以降低军费开支，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提高了实际成本。美国政府也热衷于出售国有企业。政府曾一度拖延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的私有化，直到格兰姆一拉德曼提案的出台。当格兰姆一拉德曼提案产生了以私有化获得的收人来满足财政目标的激励时，国会突然出售了联合铁路公司。

政府同样可以将税收进行跨时转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曾经提前征税， 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项目的财政赤字要求。1987年，为了满足格兰姆一拉德曼提案的财政赤字上限要求，美国国会也曾经提前征收了大约10亿美元的税收。另外一种方法是减少今天的开支，但代价是明天的负债会增加。例如，政府可以减少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转而为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这样财政赤字看起来下降了。当企业最终违约的时候，政府将代其清偿， 这样做的结果同样是为企业的亏损买单。例如，埃及在1991年便不再向国有企业提供预算支持但允许亏损企业继续依靠银行票据和国外贷款苟延残喘。 埃及政府则周期性地需要为这些企业的违约贷款买单。

一些政府可以通过由公共融资机构提供资金而使国有企业亏损消失，而财政赤字中通常并不包括这些公共融资机构的净收入。例如，在乌干达，1987-1988年，中央银行以非常低的价格向国有的烟酒公司提供外汇资金，

降低了这些公司的进口价格。在阿根廷，1990年之前，中央银行对亏损的公共企业提供利率补贴，降低他们的利息成本和亏损。在中国，国有银行以负实际利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

政府还可能利用养老金进行融资。例如，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求其养老基金(在养老金计划早期积累剩余)以负实际利率向政府提供贷款，这些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埃及、牙买加、秘鲁、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 岛、土耳其、委内瑞拉，等等。其中秘鲁是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其养老金的实际收益率为-37.4%，这可不是一个让秘鲁的退休者可以高枕无忧的数字。 政府债务的低利率水平降低了财政赤字，但同时也降低了当养老金出现赤字时可动用的储备。政府将不得不负担养老金的净债务，所以说，负实际利率只是将政府支出进行了跨时调整。

在其他改革方面，政府同样可以玩类似的花招。为了达到通货膨胀目标， 政府可以将财政赤字保持不变，但用债务融资来代替增发货币。政府可以一 直这样做下去，直到其债务负担过重，而贷款人再也不愿向其提供资金。那么，政府将不得不求助于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就会上升。但此时新增货币和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因为政府现在需要支付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以明天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阿根延在1990年之前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政府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其表现，似乎达到了贷款的附属条件，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将问题推迟了而已。所以，在将来，它们可以再次获得新的调整贷款以应付其更严重的问题。这大概可以解释许多国家为什么能够获得大量的调整贷款。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危机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术语将其称为支持贷款)。这些贷款的目的是解决严重的危机，比如说某个国家耗光了其全部国际储备。理论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将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当前危机从而避免更大的危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许多国家不断地在危机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一危机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圈子里挣扎。海地经历了这样的22次循环，利比亚经历了18次，厄瓜多尔经历了16次，阿根延经历了15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受援国政府的哲学有时似乎是"宁愿花费数百万来解决危机，也不愿花费一美元来防止危机"。

从1980一1994年的15年间，有12个国家接受了15笔以上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贷款，它们分别是：阿根廷、孟加拉国、科特迪瓦、 加纳、牙买加、肯尼亚、摩洛哥、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在此期间，这12个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中位水平是零。调整贷款并没有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这可能是它的最大失败之处。高经济增长率会促进税收和出口快速增长，更容易偿还债务，消除未来对调整贷款的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援助者对债务的偿还非常担心， 他们对受援国增加财产的激励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通过经济增长产生未来收人的能力才是重要的。普热沃斯基和弗里兰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试图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估计贷款项目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这样的研究有很多，但并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其正面影响难以发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希望调整贷款伴随着经济增长，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没有实现的憧憬。政策调整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实现，而对调整贷款的结果也几乎没有认真地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