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未来

"2000年大赦"运动将债务视为摧毁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自然灾难，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一些国家之所以拥有高额外债，可能是因为它们愿意拿未来几代人民的福利做抵押，来为这一代人民(主要是政府利益集团)的生活融资。

我们可以对这个假设论证一下，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意义可就大了。如果"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债务减免就可能带来超乎想象的后果。任何债务减免都可能使不负责任的政府借入新债，直至债务又达到与减免之前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减免相当于饮鸪止渴，不但不会促进发展，连降低债务负担的作用可能都起不到。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不负责任的举债"一说是否成立。我们可以观察，在不断举债的同时，穷国是否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即不合理得大比列出售国家资产，以剥夺未来几代人民。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曾经富有的继承人落魄到变卖银器的地步，我们可以想象"不负责任的政府"如何既借新债又变卖资产。

为了分析债务减免对新债和资产的影响，我研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确定的41个高负债贫困国家:安哥拉、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克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圭亚那、洪都拉斯、肯尼亚、老挝、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利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越南、也门和赞比亚。

世界银行的世界债务一览表中仅包括1989年以后的债务减免数据。观察这一时期的数据，可以发现债务减免和新债之间存在有趣的关系:在1989-1997年，对41个外债高企又高度贫困的国家减免债务总计达33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新增的债务量则有410亿美元。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债务减免将伴随同等数额新增债务的结论。

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平均债务减免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新增债务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以未来做抵押"的假想相一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又大举借人新债。

利用1979-1997年间的债务数据，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债务减免并不能带来债务量显著下降。如果能够避免政府在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大举借入新债，那么债务减免应该带来债务量的降低。为衡量债务负担，我使用债务量现值与出口的比率。债务量现值是指政府为偿还未来债务本息而今天必须在银行拥有的资金额(以市场利率计算)。但是，并不是说必须在银行里有这么一笔钱，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可以说明未来本金和利息偿付的现金流现值。

再一次以1979年的数据为基准，因为这一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峰会是目前债务减免运动的开端。我使用了1979一1997年的28个到37个高债务国的数据。尽管不断有债务减免，债务现值占出口的比率在1979-1997年间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1)1979-1987年这一比率强劲攀升;(2)1988一1994年，这一比率保持稳定;(3)1995-1997年，这一比率略有下降。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特征与当时债务减免迸展不利有关，而第三阶段债务比例的下降似乎说明债务减免运动比早期更为成功。

尽管第三阶段的债务比例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1997年的债务与出口比率比1979年要高得多。这表明，对41个高债务国来说，新借债务与债务减免量同步上升，甚至上升速度更快。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资产出售的数据，这是一个更为隐蔽的"出卖未来"的证据。对部分高负债贫困国家来说，一类重要资产是石油储备。过度开采和廉价出售石油是资产出售的形式之一，留给下一代居民的石油储备大大减少。我们对高负债贫困国家中的10个石油生产国在1987-1996年的数据加以分析。在这一债务减免阶段，高负债穷国的石油产量增长速度是否快于非商负债穷国的石油国家?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高债务贫困国家石油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比非高债务贫困国家快6.6个百分点，高负债穷国石油产量的平均对数增长率为5.3%，而非高负债石油国家为-1.3%。

在这一阶段，另外一种资产出售形式是将国有企业卖给境外的私人投资者，即所谓的私有化。我们对1988-1997年的私有化收入数据加以分析。1988-1997年，高债务贫困国家的国有企业出售收入高达40亿美元，这有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因为官方统计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收入。尽管数据有一定缺陷，在41个高负债穷国的债务减免量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收入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私有化可能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甚至是债务减免的条件之一，但同时也表明不负责任的政府在出售资产。

出售资产这一最常见的形式也最令人不安。在1979-1998年，高负债穷困的人均收入呈下降趋势，这是最令人不安的，首先是因为20年的债务减免并没有解决高负债穷国的负增长问题。这对主张债务减免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千禧年债务减免运动的拥护者来说，不啻是迎头一击。

第二个原因在于，收入下降间接表明政府正在损耗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政府的政策更偏好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收入下降也间接表明了政府正在损耗公路、学校和医疗设施等公用基础设施，降低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并造成高负债穷国的整体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