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让我们诚实

我之所以乐于讨论运气，是因为当我们在检验自己最认可的经济增长理论时，运气理论可以让我们保持科学上的诚实。考虑到运气因素是重要的。它提醒我们这些分析者: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实际上完全是轻率的无知。它让我们向自己提出质疑:假如经济增长差异的真正原因是运气，那么我们是否会发现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存在同样的关系。在本章，我将研究运气因素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进化的例子。我们经常举恐龙灭亡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不适应变化的环境将会导致灭亡。我们经常把那些行动迟缓、面临危机的组织称为"恐龙"(这一说法是非常专横的，因为我们人类生存的历史还不及恐龙的百分之一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昕起来非常像认为最"适合"的经济在长期内会获得成功的理论。它们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达尔文实际上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受到启发，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从一个分散化的系统(比如市场或生态系统中)选择胜利者。

但是，现在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产生了一些新理论。恐龙本来生活的非常好，但有一天突然地球与一颗小行星相撞。用进化论者的术语讲，是厄运而非不好的基因葬送了恐龙的命运。小行星假说是关于内因与运气之间没完没了争论的一个很好例子。

最后，经济增长就像随机的运气因素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国家1975-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与1960-1975年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加莲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一1975年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但1975-1990年却经历了负经济增长。类似的一些在1960-1975年经济增长超过平均水平，但1975-1990年增长水平极低的国家包括伊朗、科特迪瓦、尼加拉瓜、圭亚那、秘鲁和纳米比亚。也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在1960-1975年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但1975-1990年却高出平均水平。过去的经济增长很难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家之间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差异仅仅可以解释后来经济增长差异的7%。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所遛遇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不同的反应方式有关。贫困国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和技术投资回报率的最低要求水平，这一最低要求水平是它们陷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分水岭。如果一场灾难使得技术工人或者资产化为乌有，那么这个国家的知识和技术技资回报率就会低于最低要求水平，因此陷入恶性循环。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回报率可能远远高于最低要求水平。

只有4个国家(地区)在1960-1975年和1975-1990年两个阶段都经历了高经济增长。由于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人们称之为"四小龙"。但即便是不同阶段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弱相关性也不排除一些国家由于运气而始终保持高经济增长。但好运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可以考虑一下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

有时候，经济增长的大幅逆转是政府政策改变的结果，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并非如此。与经济增长不同，一个国家前10年的政府政策可以很好地预测这个国家后10年的政府政策。前10年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解释后10年通货膨胀率的25%-56%的部分。前10年的开放度(贸易份额)可以解释后10年开放度的81%。前10年的金融发展程度(货币量与GDP之比)可以解释后10年金融发展程度的60%-90%部分。而政策与经济增长相比更具有持续性，因此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对资本决定论者以致命性打击，无论他们强调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二者都包括。物质资本(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都保持持续性，前10年的投资可以解释后10年投资差异的77%。教育投资也类似。前10年的基础教育入学率可以解释后10年基础教育入学率差异的78%。前10年的中学入学率可以解释后10年中学人学率差异的85%。然而，前10年的经济增长几乎不能解释后10年的经济增长差异。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一个国家在前60年(1870-1930年)与后62年(1930-1992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排名，结果发现在这两个时期存在很大差异。举例来说在1870-1930年可获得数据的27个国家中，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但在1930-1992年却下降到了最底层。而另一个国家正好相反。意大利在1870一1930年排在第15名，但1930-1992年却上升到第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