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实现

自从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以来，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们。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什么因素决定一国财富多寡这个问题。1890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说过：探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迷人的领域所在"。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其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经济学家)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就将无暇他顾。"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都是发达国家，没有人关注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国际联盟(Leagueof Nations)1938年的《世界经济观察》是由此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编写的，其中仅包括了一段关于南美洲的文字，而对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则只字未提。

"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结束了对不发达国家几个世纪的冷漠，开始关注它们的"迫切问题"。经济学家们对于新近独立的穷国如何发展经济和追赶发达国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对于穷国来说，不幸的是，第一代的增长专家受到同时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苏联通过强制储蓄和投资实现了工业化。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农村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口，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过剩劳动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刘易斯进而认为建设工厂将会吸收过剩劳动力而不会影响农村的生产。

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都假设在工人和机器之间存在固定比例关系，比如说每台机器对应一个工人。由于劳动力过剩，资本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产量同资本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一点同多马模型是相同的。刘易斯不仅认为劳动力的供应是"无限"的，而且还以苏联为例说明可以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发展经济。

刘易斯曾经说过"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由于经济增长同投资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可以估计出该比例，然后计算出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水平。举例来说，如果每4%的投资增长可以带来1%的经济增长，那么一个国家要想把经济增长率从1%提高到4%，就必须将投资率从占GDP的4%提高到16%。如果人口增长率是2%的话，4%的经济增长率会使人均GDP增长2%。如果能保持人均GDP年增长2%，那么人均GDP每36年就会翻一番。技资的增长必须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增加与人类繁衍之间的一场赛跑。那么，如何才能保持高额的投资呢?假设当前的储蓄率(国民储蓄/CDP)为4%。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非常贫困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提高储蓄率。这样，在"必需的"投资率(16%)与当前国内储蓄率(4%)之间就存在一个投资缺口12%，因此就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这一缺口，达到"必需的"投资率，从而达到目标增长率(在下文，我将把"投资缺口理论"等同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并不清楚外国援助多长时间才能够提高投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实践中，他们明显过于急切，期望今年的援助马上会进人今年的投资，促进明年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多马在其1957年的著作中曾提到更早的一些经济学家，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就运用过这一理论。《计划经济》的编辑科瓦列夫斯基(N.A.Kovalevskii)，在1930年3月使用增长一投资固定比例理论预测苏联的经济增长，这一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被其他经济学家沿用。苏联的经验不仅启发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而且苏联本身就是该模型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