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所归是中国

1972年，毛泽东在世界惊讶的目光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决定性地扭转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此举标志着中国从苏联的盟友，变成了一个独立于苏联体系的大国。随后的1978年中国与美国建交，乃至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都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脚步。

从地缘政治因素上来说，当1980年美国准备以美式"新自由主义"

来与苏联竞争的时候，其资本对外流动所带来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已经天命所归般地落到了中国身上。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巅峰时代，在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之后的几年里，西方还看不到苏联后来突然崩溃的可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8年他75 岁的时候，还写了一本名为《1999 ，不战而胜》的书。在书中，尼克松认为苏联在今后依旧会采取进攻主义政策，美国要争取占上风，除了要改进与苏联的谈判方式，保持与苏联的竞争优势之外，还在于将其美式"新自由主义"精神传播到世界，尤其是中国。

由此可见，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事变前夜的1988年，美国还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在2年后突然分崩离析。因此当时的苏联，以及苏联控制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是不可能成为承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的。当然，这也有美国出于对中东欧地区的控制权到底属谁的担忧，毕竟这个地区，离苏联和西欧是最近的，而离美国是最远的。

而此时的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则处于与苏联的半结盟状态，并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对立。对西方来说，印度就是苏联的一个没有条约的盟友。

而且当时印度的教育普及水平，也比不上中国。因此，作为唯一一个可能与中国形成竞争的人口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已经从地缘政治上失去了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资格。

中国东海岸面临的则是广袤的西太平洋，正是美国海上霸权可以畅通无阻的地区，苏联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比，苏联在太平洋地区唯一可以停靠航母的海参底是个半冻港，冬季会结冰。

而其他地区如拉美或者非洲地区，很多国家仍然处于苏联与美国争夺的前沿阵地，其政权大都不稳定，而非洲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则更低。因此，从保障资本安全方面来说，这些国家都不是合适的地方。

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早10年不会存在，晚10年则可能会发展到中国很难把握。

庆幸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抓住了外部那一瞬的机遇。印度在1991 年才开始施行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此后30年，在美国与中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下，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而美国也在这个过程中让美元的霸权达到了其巅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