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对其拥有银行的掌握

中投除了依赖以市价计算其拥有的银行资产所形成的利润，也依赖银行为其提供现金流来满足其支付财政部债券的利息的需要，额外的，也需要向财政部支付红利以帮助后者可以满足其支付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所欠资金的需要。人民银行对汇金的设计赋予了中投从银行获取红利的地位（更多细节见第七章）。这样庞大的现金来源原本是为了帮助抵消人民银行借款给资产管理公司以完成银行重组所产生的不良贷款。汇金的安排类似于一种税收的形式，以逐渐减少人民银行的信贷损失同时增强其资产负债表的质量。

2007年年底中投收购汇金的时候，中投获得了对中国主要银行的直接经济控制，这体现在对银行董事会的控制和在红利问题上的决定权。在所有权、管理和人事等层面上都不加干涉（这和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的情况不同）。汇金过去受人民银行控制，而人民银行受党内占据较高位置的金融领导班子控制。总体来说，现在财政部可以建议但是不能决定它需要收到的资金数量。

这需要我们回到银行上市来了解整个来龙去脉。三家银行派息率在50%左右，这按照国际惯例来说并不算过高，不过国际惯例所说的银行是，按照稳定速度增长，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中即不良贷款和证券损失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可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银行的状况。这些银行通常为了支持国家经济增长每年都要增加20%左右的贷款，某些年份比如2009年，新增加贷款则更多。但是从2008年开始，汇金的新任务是帮助中投支付财政部债券的利息和帮助后者偿还负债。由于银行是公开上市企业，并且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现金红利是信息透明的。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指标，体现了政府对这些银行的态度。

在重组的早期，当不良贷款被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资产的增加幅度受到严格的控制(见图3-10，2001-2005银行贷款)，资本比率提高很迅速。当这三家银行各自上市之后，贷款、利润和红利都迅速增长，尤其是当2007年中投收购了汇金之后。从那个时候起，红利支付的水平一下子就被提高到可以满足中投支付利息的需要，同时还有充分的空间以保证财政部将需要支付工商银行关于重组的欠债从1430亿元人民币（约合180亿美元）减少到620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财政部欠工商银行的债务全部结清。当然，因为中投和其拥有的银行负责支付这些费用，国家财政预算的负担也相应地减轻了。

这些金融上的安排（见图5-12）也为将来中国的银行改革往何处去提出了问题。从2009年的经验来看，银行已经重新回到以前的商业模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对红利政策的设置仅仅是为了满足财政部自己的需求。更糟糕的是，在这一时期所支付的红利都是来自银行上市所募集的资金(见第二章的讨论)。从最基本的角度看，国际和国内的投资者们将420亿美元的资金交给银行，然后这些资金间接地流入了财政部，而这些投资者在那些年获得的红利只有不到80亿美元(见图2-8)。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维系支付红利能力的压力之下，银行的管理层是否不得不增加贷款?因为在存贷利率差固定的情况下，更多的贷款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更多的红利，更好的股票价格和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里更高的排名。随后出台的经济剌激方案恰恰为这个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2010年年初，50%的派息率和贷款量的肆意增长给银行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其中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是中国银行，其贷款在2009年增长了43%，其他银行则仅仅增长了20%多一点。高派息和资产增长，导致银行的资本基础受到侵蚀，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资本比率很快就逼近他们上市前的水平了(见表5-5)。

从那个时候起，政府就为如何增加银行的资本储备而弄得焦头烂额。2010年年初，每家银行都公布了创纪录的2009年收益和改善的不良贷款比率，紧接着却是一家随着一家宣布再次上市融资550亿美元的计划，这是他们之前上市所募集所得，然后上交给了财政部的资金额(见表2-3)。当然如果国家想维持其股东的地位也必须增资。正因为此，当关于作为这些主要银行的最大股东汇金为了保持其在银行股份中的比例和所有权地位，试图申请最高可达500亿美元的庞大资本注人的谣言传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到意外。更有意思的是，中投也向财政部申请额外的2000亿美元。两个申请的最终获批的金额都被显著地削减，汇金获得最高限度为1900亿元人民币（约合280亿美元）债券发行，而中投则获得限度1000亿美元。汇金于是从2010年8月开始对外发行总共1900元亿人民币元的债券，到2011年年底之前分阶段发行。第一阶段的540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在银行投资者对汇金的强索行为纷纷发出无可奈何的抱怨中完成。2010年一共发行了1090亿元人民币（约合166亿美元）的债券。为了支持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2011年的二次上市，汇金需要950亿元人民币（约合146亿美元）来确保汇金（国家）的股东地位不被稀释。又一次，一个代表国家的股东通过将债券出售给受其自身控制的银行来获得融资，这一交易过程和1999年财政部特殊国债并无太大差别。

红利，过度的放贷和对资本的渴求，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被财政部从人民银行收购银行资产所赐。如果中投当初直接由外汇储备来提供资本，中投就可以维持其纯粹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财政部的投资也只是和外管局投资相互比肩而已。即使需要冲销数量庞大的人民币，特殊债券也可以单独发行。但是财政部将二者合为一体，结果形成的这个结构将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扭曲成如今这个无论从行政上还是经济上都面临尴尬处境的地位。

在2010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议题中可能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处理汇金。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在过了一年后，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财政部是希望以汇金作为"金融国资委"的基础，最终成为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超级监管者，以代替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结构。即便这一切将会发生，汇金脱离中技，特殊国债的这种安排却很有可能依然存在。那么问题就来了，究竟哪个实体应该向中投支付这900亿美元，作为汇金正常的价值，使其脱离中投所要支付的资金又将从哪里来呢?问题的焦点是汇金和其拥有的银行将继续成为这场"官僚式乒乓球拉锯赛"的对象，这些在国际上市的银行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投资者对其价值的关注和判断，可是同时，中国政府却正积极地致力于减少这些银行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