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银行堡垒

我们不应该照抄照搬美国的东西用于中国，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构造自己的金融体系。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陈元

2009年7月

在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构成的，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集中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勇敢的中国储户们则承担着这种风险，对于政府所控制的“体制内"经济来说，他们是唯一重要的国内经济资金来源。这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是最薄弱的环节，国家领导人总的来说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30年的经济试验中，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去保护这个银行体系，让它们免于直面竞争，不允许它们面临一丝一毫的失败风险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加入了WTO，但外资银行所占国内金融资产总规模的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到2%：很显然，他们的地位根本就不重要。除了竞争的压力之外，政府将银行视作一种基础设施，用于向其珍贵的国有企业提供无限的资本。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银行风险都必须是可管理、可控制的。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银行每到年底都会遇到麻烦。它们能够继续正常运转的唯一原因是他们长期受到党和政府充分的、毫无保留的、代价高昂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系统才刚刚被重新建立时，由于地方政府的贷款失控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促使中国国内的一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际破产。这迫使政府采取了一次自下而上的银行重组，并公开承认不良贷款水平高达40%。本次重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4年，当时，一个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框架被勾勒出来，它包括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若干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但是，由于随后的高通胀,1994年的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高通胀在1995年时达到高峰,通胀率超过20%,情形一度失控。总之,2010年时中国的银行巨头们资本不足,管理不善,事实上,它们早在10年前就应该已经破产了。

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第三个十年，在此期间,银行完成了重组，并且各项工作都符合国际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标准。到200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成功完成海外上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银行业表现明显举世无双。它们击败了发达经济体中那些与自己市值规模相当的同行,甚至超过了那些在“财富500强”企业榜单中名列榜首的同行。他们似乎已经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与此同时,执政者面临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崩溃，于是沿用自己过去的传统做法，下令银行向困难企业放贷,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政府给大规模信贷亮起的绿灯，有可能会抹去中国的银行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辛苦修炼而成的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标准。

到2009年年底，中国的银行系统共借出超过9. 5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4万亿美元，资本充足率几乎降到国际标准的最低水平。在2010年，这些银行都争先恐后地寻求巨大的新的注资，总额超过700亿美元(包括中国农业银行的IPO)。未来不难预见，2009年的贷款盛宴肯定会产生问题，由于贷款的规模过大，在以后两到三年内，中国的银行也可能会出现第三次资本重组。表面来看，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金融业的“国家队”，面临的情况似乎和1998年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问题比1998年更严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的“问题贷款"并没有被清扫,只是被掩盖到了地毯下面而已。那些承接不良贷款的“坏银行"(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其资产结构不良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剥离了不良资产的“好银行”,最终则依然要对其不良的后果承担--定的责任。中国政府倾向于采用制定临时政策、使用专项资金的办法来无限期推迟兑现银行的亏损,而拒绝外资参与信贷市场。这些，中国的银行业早在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大幅积累不良贷款之前,就已经极大地制约着中国的金融实力。

中国的银行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脆弱的。就这一特征而盲，它们与中国本身的特点是如此相似。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表面功夫，并且对于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十分在行。他们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但是，与以往任何时间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目前已经置身于一个更开放的广阔世界中。如果没有金融体制国际化的改革背景,或许就不会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已经开始侵蚀政府当局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简单地将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然后把剩下的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让人们逐渐淡忘掉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百般纠结的金融疙瘩，仅仅依靠整个体制的经济规模、覆盖范围和看似无限的资本，是不能彻底解决银行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