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金和现金分红的渴求，2010年

如果信贷发放的标准真的有所提高，那么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关心2009年以后的贷款狂潮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将保持稳健，而对于坏账的减记也将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但是，2010年大家对于资本渴求至极的疯狂局面似乎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曾写过一篇独特而直接文章，来分析中国的银行面临的挑战。在文章中，他这样描述中国的金融体系:

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必须保持宏观经济8%的年增速，这就相应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的国家的金融系统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通过银行)；而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十分有限。

这段话提到了中国银行系统中两个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宏观经济每年整体8%的增长目标，需要资本投资来拉动。第二，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在中国的银行。换句话说，银行贷款是实现GDP年均增长8%的唯一方式。杨凯生行长对信贷增长、盈利能力以及分红率作了预估，并提出，三大国有银行外加交通银行在未来五年内需要4800亿人民币的新增资本，约合700亿美元。杨行长给出的时间是五年，但是这些银行在短短的一年内，即2010年，就试图新增这么多资金的融资额。撇开中国农业银行(ABC)提出的290亿美元的IPO融资目标，截至2010年4 月，其他银行已经宣布，计划将募集2870 亿元人民币（约合421亿美元），如表2-3所示。事实上，在2010年末，四大银行融资额已经超过了3300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此时距离他们2005年和2006年的巨量IPO只有四到五年的时间，那时他们总共已筹集了约544亿美元。杨行长认为，如果考虑到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以及日益严格的对资本的要求，那么银行的资本金需求将会更大。但是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不良贷款的风险。尽管杨凯生行长并没有向外界点破，但是他在这里似乎想说明，这种由政府领导管理的银行体系似乎行不通。这是对朱镕基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模式的一种防御。

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银行和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资本密集型的。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有规律的起起落落地发展着。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银行已经用完了当初的资本。即使他们看上去都很健康，并在2009年宣布了自己创纪录的利润总额和很低的不良贷款率，但是位于第一梯队的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正在迅速接近9%，在2005年、2006年刚上市的时候，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还有11%。当然，2009年的放贷狂潮是直接原因。一家著名外资银行的分析师点评道:中国银行业的增长模式需要他们每隔几年来资本市场上融一次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长期悬在市场之上的一把利剑。但造成这种状况的不仅仅是2009年的贷款，或者甚至那种推动他们对资本产生永无休止渴求的经营模式，还有他们的分红派息政策。

图2-8中的数据显示三大银行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实际支付的现金股利，在此期间他们一个个相继在中国香港和上海上市。该图还显示了这些银行通过IPO从国内和国际的股票投资者那里募集到的资金。这些银行支付的股息共计折合54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匹配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将大把的钞票投资给中国的银行，只是为了这些银行能够给他们的大股东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支付股利。这些股息为代表的真正的第三方现金直接从银行转移到国家的库房。为什么国际投资者并没有能首先拿到这笔钱呢?

当然，上市公司会按照一定的要求向股东支付股利。事实上，高分红也是银行吸引投资者的一个方面。但是，中国的银行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那就是，高分红同时伴随着资产负债表的高速增长，以及阶段性的融资活动，还有国家对于上市银行股利分红的安排。这些事实都让我们不禁联想，这些资金的安排似乎是早有计划的（见图2-8）。

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拿自己的钱去投资公司的股票，包括银行，是预期能够创造价值的。但就这三家银行的情况来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资金没有留在银行。是的，少数国际投资者并没有以市场价格购买这些银行的股票。这样会给人一种能够在投资组合中创造价值的印象。但是股票价格的运动主要取决于一些市场运行的数据，比如，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等等。这不能与价值投资混为一谈，因为事实上这些银行并没有将资本好好运作来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单纯就此原因看来，通过市值排名来看银行实力是有失公允的。

而对于持有这些银行绝大多数股份的中国政府而言，这种红利支出意味着在IPO融资以后，这些银行依然需要持续地从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反过来， 这样则意味着， 实际上政府必须重新用其所收取的股息对银行作为新的注资，以防止由于银行新一轮融资而导致其所持有的股权被稀释。但是IPO对于每个银行只能有一次，引入第三方战略伙伴也只能有一次。这样募集融资， 支付红利然后再转一阁继续募集融资的同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派息率提到50%或者更高呢?这样做谁会受益呢?

当然，问题还并不止于此：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体系。正如有分析师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需要周期性的资金支持。由于日派息率和高速的资产增长速度， 中资银行就必须不可避免地考虑不良贷款的问题。中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每年增长幅度如此之大，可高达40%，如中国银行在2009年时那样。他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不良贷款的问题呢?即使在正常的年份，四大银行也会通过贷款使其每年的资产增长保持在20%的高位。在2009年时，由于中国的银行业贷出了巨额的资金，他们的高管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贷款标准的问题。在2009年的信贷狂潮中，一个中国二线银行的首席风险控制官曾惊呼"我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能保持如此低的不良贷款率的，我可做不到!"他的惊讶显示出，似乎有些银行的信贷部门并没有执行那么严格的信贷标准。这种惊讶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在这些资产负债表背后的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超出了常见的会计操纵，或者不良贷款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任何地方。它甚至可以被追溯到1998年至2007年当局开始重组整个金融系统的时候。我们只要认真看一下就会发现，最初这些银行的重组突出了在这十年漫长的过程中政策上的妥协。这些妥协逐渐被时间掩埋掉，被各方面逐渐淡忘，而现在，很有可能连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们都会认为，中国的银行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在过去，将这些问题扫到地毯下面也许就已经足够了，人们也会逐渐淡忘过去。而现在，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对那些运行在体制内的人和事而言亦然如此。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银行业可以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通过IPO上市，募集了最新的资本。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并需要更高的职业标准，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设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