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三十年：1978-2008年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重回政治舞台，这次事件虽然十分短暂，但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重新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中国自此重新登上世界的舞台，改变了"文革"以来中国自我封闭的局面。在出访纽约之前，整个中央政府找遍了自己的银行寻找外汇，为此次出访筹措资金。但他们发现，自己的橱柜里几乎空空如也，当时他们能凑足的只有3.8万美元。这可是中国的一位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如果他当时连一张头等舱的机票都买不起，那么用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巨额资金又将从何而来呢?

而接下来的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必然吗?中国是怎样仅仅依靠一代人的付出，换回当下辉煌的成就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间，这样辉煌成就的背后，它的代价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未来的几年中国将要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要深刻地了解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国际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目前在经济上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了解，但是，他们对于隐藏在深层次的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安排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所要介绍的，是中国的金融部门，它的银行体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证券公司以及相关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决策以及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当然，在这些金融机构背后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它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在这本书中也必然有所涉及。

在2008年9月的雷曼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一直沿着一条长期被其他发达经济体证明行之有效的道路进行着。这样的做法对于当今的政治精英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这条路已经被他们自己的领袖摧毁了20年。但是，这个平常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中国伟大发展的神话。它开始于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与两年后邓小平第二次出山。这些事件使得中国最终解脱了出来，并且使之成为了在过去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的一部分(见图1-1)。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将美国的金融模式看做自己走向富裕的道路。这种模式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似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对于中国是否一样可行呢?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走上了一条放松监管的道路。1992年在深圳，邓小平坚决地表示，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他的信心使中国改革的步伐加快了速度。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许象征着江泽民和朱镕基那一届政府在13年的执

政期间所达到的最高成就。那时，中国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政治精英来自中国伟大的城市上海。然而，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事情似乎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感觉到，一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暴富起来。政府所做出的政策开始对早期的成就进行调整，新领导在金融和经济政策方面都略显乏力。政策上的妥协使得改革的路径与早前相比有所偏移。这些政策方面的偏移被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掩盖，并且接二连三的各种大型活动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如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中国当今金融系统的大框架由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设计制定。最具有方向性的两大代表性标志就是在1990年建立的上海与深圳股票交易所。谁能够料到，在经历了1989年那样一场风波之后，中国能在10年内建立起一整套市场经济体系呢?在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全面商业化，开始独立的风险衡量，并且进行资产和财务重组，将风险资产剥离。

通过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改革进一步开始强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抓住有利时机，推动银行的资产重组和重新定位。在当时，国际上将之视作"技术性破产"。他和他的团队领导人周小川通过国际上先进的手段，彻底调整了当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周小川升任了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类似于美国当年利用重组信托公司( ResolutionTrust Corporation,RTC)来解决储蓄与贷款危机的经验，周小川主张建立中国的四个"坏银行"，即用于处理大型固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一个公司负责背负一个大型国有银行的"坏账"。从2000年至2003年，中国政府从银行中剥离出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坏账"，并将其转移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然后重新对各个银行进行注资，并吸引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作为银行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四大国有银行于2005年和2006年相继在上海和中国香港上市，并成功融资400亿美元。为了完成这一过程，中国政府下了很多年的决心。毋庸置疑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的成功上市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并且通过这个短暂的时间，中国的银行开始真正走上成长为世界银行巨头的道路，逐渐能够和汇丰、花旗这样的银行一争高下。

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朱镕基认为，中国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自我封闭的时期之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将保证其今后不可改变的国际化倾向。他认为，WTO能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引擎，并且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朱锦基对于让中国走向世界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一热情带来了之后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见图1-2)。

强劲的增长不只是体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直接外资投资方面也有很高的飞跃。中国的年度直接外资投资曾达到了600亿美元，并在2008年的时候增长到920亿美元。那时全球主要企业都承诺将把他们的生产部门放在中国(见图1-3)。当时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都相信朱镕基，认为中国经济自由化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来自外国商人的投资承诺并不单纯只是出于对朱镕基的信心。在21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的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开放着。就在经济自由

化开始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者还被迫接受当时著名的所谓"鸟笼"理论。当时外商投资只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特定区域进行，就像100年以前清政府的通商口岸一样。当时，外商投资者被迫和效率低下的中国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在那之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开发区和来自国外的"鸟儿"，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开发区开始遍布全国，逐步变得没那么特殊了。即便是这样，在2000年年底，中国以中外合资形式存在的外资企业占到了所有外商企业总数的50%以上。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情形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似乎终于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在2009年，有75%的外商企业是全外资企业(见表1-1)。终于，中国的"通商口岸"成为历史，外资企业拥有了选择投资方式和地区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将科技和管理技术带到了中国，并且学会了如何同中国那些富有才干的工人们共事，他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就业和出口。但是，他们所作的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两个地区：广东省和包括上海和江苏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见图1-4)。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主要以外资和民

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参与的成分相对较少。这些地区吸引了将近60%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创造了全中国70%的出口。这里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创造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事实上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这里曾经都是清王朝设立的通商口岸，这里曾是国家屈辱和殖民主义的象征。而今，它却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引擎，并且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中心。这里是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具有活力也最振奋人心的地区。

中国的经济版图并不是简单地以它的地理版图为基础而设计的。整个中国经济版图的设计，除了需要考虑到其地理分布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这通常被人称为"体制内"经济，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所有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包括已经开放了的全国外商投资的政策，都必须严格遵守"体制"的指导。不断改善和加强这个"体制飞一直是执政党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每一项改革努力的目标。我们也必须记住，朱镕基，这位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目标也只是稳固"体制内"经济，而并不是改变它。他不仅相信改革的迫切性，也更相信整个体制顺应改变的能力。朱镕基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削弱这个国家及其执政党地位的尝试。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外资以及非国有经济成分之所以能够得到支持，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就业（见图1-5），从而带来了重要的储蓄、技

术，以及外汇。当今中国的工商业，无论是外资的或是本土的，都与古代传统工商业的地位很相似：它在执政者的眼中只是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是并不能使其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