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僵局

深入的政治分析很难进行，要识别可见和不可见的后果，避免破窗谬误。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从最高和最容易的层面入手。

在高度竞争的发达国家中，比如美国，市场不喜欢积极的法律干预。股市知道现状是什么，知道法律和如何守法。变革需要适应时间，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是市场不喜欢的。如果国会不能做任何事，它就不会把事情搞糟——这会让市场喘口气。

国会通过的法律越多，就越有可能修改产权，重新起草法规或重新分配财富、资源和机会，这些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即人们对痛苦的感受要远多于同等数量收益带来的快乐，是行为金融中的重要理论（我们将在第9章中讨论），同样也适用于立法方面。如果一项新法律将资源从A组转移到B组，A组对此事的厌恶甚于B组对它的喜爱。这种负面影响就会体现在股市中。国会越是积极，市场越是厌恶和规避风险。对政治风险的厌恶会转化成心理上的市场风险规避。

为了观察政治如何影响股市，我们首先要问：这些油滑的政客有多大可能通过过激的法律？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这既简单又基础，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在这里，又是感觉占了上风。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市场喜欢政治僵局。正如我在2016年的书《只有三个问题最重要》中所说，在总统的第3〜4年的任期内，市场具有最高的平均回报，而原因就在于政治僵局。总统通常在任期中间时段失去权力。他们都心知肚明，所以在任期第1年和第2年努力推进大动作。奥巴马推动了医改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布什推动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克林顿增加了税赋，而且尝试进行医疗保健改革。在总统任期后段进行变革是很少见的，比如1999年通过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市场喜欢政治僵局，但是民众不喜欢。作为老百姓，我们讨厌两极分化，对国会不作为颇有微词。这种怨恨很烦人。我们投票选出那些小丑，就是让他们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的，要让他们争吵，不能让他们游手好闲。国会通过的法律越少，他们的支持率就越低。2013年，国会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通过了72个法案。当年11月，国会支持率也达到了历史最低点——9%。这只比艾博拉病毒的受欢迎程度高9个百分点！但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32.4%。选民对华盛顿的不满迷惑了大众——他们所不喜欢的、在通过新法律方面存在的僵局，却刺激了股市上涨。党派人士希望本党提议通过。有主见的人希望两党妥协，少争吵。很少有人认为什么也不做是对的，甚至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太过执着。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发生任何事，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想要的。保守主义者是这样的，非意识形态者也是如此。只有市场喜欢这样，因为当对政治风险的厌恶减少了，市场风险规避也就减少了。

两党妥协可能听上去不错。这意味着分歧淡化，不偏不倚的法律得以通过。历史上存在一些大的两党妥协，比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通过。1930年通过的毁灭性的关税法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得到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另外，1920年通过的《海运商业法案》，也就是《琼斯法案》，甚至阻碍了美国原油运输的发展。1978年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是两党妥协的又一项重大成果，为美联储创设了双目标体制，将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人们长期坚持的信念（通胀与失业是相互关联的）绑在了一起。两党妥协不一定就是好事，但是受欢迎。

很少有人考虑政治僵局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政治僵局就是房间里的那头“大象”！市场喜欢政治僵局，并不是因为政治僵局有转变投资者看法的魔力，主要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新的、激进的法律不会被通过。负负得正。每个人都看到了政治僵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无所作为其实对于股市反而有利。

有关通胀和失业之间联系的“长久被认可的信念”是一个陈旧模型，该模型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创立者菲利普斯发现1861〜1957年英国存在工资和就业的反向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因果关系：高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富余、雇员工资低。低失业率迫使企业提高薪酬以挽留人才。他提出的曲线模型认为一定水平的失业率会造成一定的通胀率。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演讲“货币政策的角色”中挑战了这个理论。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在1967年也批评了这个理论！总之，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模型忽略了通胀的真正驱动因素——货币供应（货币供应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们认为企业在考虑如何调整相对劳动力供应的价格时，过度关注真实工资（即通胀调整后的工资）。通胀是其决策的一个输入条件，而不是决策结果。

20世纪70年代证实了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是对的：高失业率，高通胀。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仍在使用。学术辩论不是那么容易有结果的。

不好的僵局例子

我在政治僵局上的观点主要适用于竞争性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但是，你可能会认为美国经济政策就是自由市场的脊梁，资本主义和产权是强大的。那么，还有提升优势的空间吗？当然有！一部简单、简短和更平均的税法就能创造奇迹！也许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货币价值稳定当然好。这可能也不会在我这辈子实现。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好吧，如果你愿意，就忘掉我刚才说过的话吧！市场根本不会在意你我想什么。然而，事实上，国会通过的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很少不会造成附带损害。机会非常少。

在非竞争性的国家、新兴市场中，情况是不同的。大多数国家的产权保护很弱，公共部门臃肿，监管低效，腐败高发，收入不平等。不只是在收入上，还有在基本的经济机会上，在那里出生的穷人都不能像许多欧美国家的人一样成为富人。所以，积极的法制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在那里是需要的！开放封闭的产业，私有化国有企业，欢迎私人投资，加强产权保护，鼓励创业，开放贸易，这些对于市场和长期增长都是有利的。

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就是一个好的范本。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状况没有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那么糟糕，但也够差劲的了。到了1979年，其国有矿业企业和制造业已经无法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此类行业竞争。英国GDP在20世纪50〜70年代都有增长，但是增速落在美国后面。1979年撒切尔就任首相，花了几年时间调整英国经济结构，私有化国有企业，放松监管，使服务业获得了成长空间。1986年“一揽子”金融改革对资本市场进行了现代化，让英国参与竞争，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枢纽。这位铁娘子的改革阻止了英国的结构性退步。从1985年开始的10年里，私有化和改革伴随着英国股市的腾飞。

之后，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捷克实行市场经济。紧接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实行了市场经济。对于它们来说，这很简单！当然，自由市场是从某些意识形态破产的地狱中走出来的！这些都是重大的、激进的变革，属于好的变化。

仅仅指出自由市场改革是不够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可能已经体现在价格里了。墨西哥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自由市场改革，打破国家支持的电信和能源垄断，解放银行业，将劳动力市场现代化。这对墨西哥人和企业很有好处！但是这些已经被广泛讨论了。美国的这个邻居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改革已经快速反映在股市上了。

我们应该经常问一问：更大的市场如何能够受益于改革？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作为首位伟大的全球投资家，通过寻找被别人忽视的各国机会而成就了一番事业，比如战后对日本的投资。他研究了别人忽视的国家，从中发现了别人没看到的机会。我们应该做现代的邓普顿，去寻找没有人注意的领域中的自由市场变革。过去是新兴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关注那些国家，尤其是最大的那些新兴国家。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或韩国，你不太可能发现还没有反映到价格中的改革，而那些很少有人研究的新兴国家则不是这样的。很少有人关注较小的新兴市场，比如秘鲁和智利，所以机会可能就在那里。但是最大的机会还不在那里，而是在前沿市场——非洲、中东大部分国家、缅而、越南等。投资者还没习惯关注那里。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一些国家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像卢旺达1994年种族灭绝事件一直留在我们脑海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外，只有改革承诺是不够的。那些只是所能做的，市场想要的是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不是说说而已。记住，他们都是政客！他们必须证明自己不只是说说或者作秀！市场已经把他们的承诺反映在价格中了。如果实际改革没有达到预期，市场情绪就会集中爆发。2009年这曾经在印度发生过。曼莫汉•辛格在承诺进行自由市场改革而连任总理后，印度股市大幅上涨，但他没有履行承诺，市场转而下跌。

我们在日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次震荡，其过时的新重商主义经济结构就是导致高关税阻碍贸易的原因。大量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投资。35%的公司税率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热情。拜占庭式的劳动法律迫使企业膨胀。政治家不让市场处理整治不佳的亏损企业巨头。庞大的国有邮政银行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资金。这些导致了日本“失去的10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名义GDP缩水。2012年年末，新首相安倍晋三承诺解决这个问题。好吧，这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首相。安倍晋三是日本的格罗弗•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只是没有漫画中的大肚脯和胡子——安倍晋三是2006/2007年日本首相。他失败了，但承诺第二次上台会有不同。他因提出“三支箭”的经济振兴战略而重新掌权，媒体称之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第一支箭是量化宽松（呃一哦）；第二支箭是财政刺激（呃一哦）；第三支箭是深度结构改革（我不这样认为）。投资者相信了他的话，日本股市在2013年年初安倍射出前两支箭时表现称冠全球市场。

但是之后两年，他并没有射出第三支箭。他继续做出承诺，但是他的政府甚至无法让容易实行的成果，比如赌场合法化得到批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大的赌注。他大谈劳动力市场和移民改革、降低企业税赋、自由贸易和公司治理激励，但提出的法律并不清晰，内容轻描淡写，而且进度非常缓慢。这种市场经常被称作忧虑不断累积的牛市——安倍的日本正在顺着无望的斜坡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