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曾经收到读者来信，严辞批评我近几年过分乐观，一味看好。这个说法其实甚无理，因我是藉熊市扬名，特别是大型股灾，如20世纪70年代、1987年、1997年和2000年科网电讯股热。每一次都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向乐天派大泼冷水。

我看得最淡的要算是1972年、1973年那一回。当时我在伦敦工作，专司亚洲区经纪交易，利用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股市做套利。由于我刚离开新加坡的经纪及交易员岗位，熟悉亚洲市场，深知他们的问题及优点，故特别擅长和他们打交道。当时我做的交易，逾五成是伦敦和亚洲区的。

我倾向于沽空，然后在伦敦股市平仓。我的收入和盈利挂钩，但税率高逾九成，几乎等于帮英国税务局打工，但我却非公务员。相信那次是历来最惨烈的熊市，比1929年的股灾为期更长，全球股市无一幸免，但正合我意。不过，跌至谷底后，我便改为看好。只因税率如此高，我决定重返亚洲，拒绝继续在伦敦为英国政府打工。

直至结婚后，我才重回老本行。时为1983年，我原在《英文虎报》工作，碰巧丰隆证券(后易名道亨证券)进军基金业，把我挖过去做管理。我们从零开始，新公司需符合各项监管要求，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成立基金，我从中获益良多。之后我管理该基金两年，包括发生股灾的1987年。

我管理基金的理念是，累积收入比股价上涨重要，基金的股息收入能与时俱进，对客户来说是较佳卖点，胜过以市价来计算基金总值，因为股价往往起跌无常，波动频繁。将收入作为投资最重要的目标，就算某些年头股票及恒指表现差劲，基金收入仍会增加。

我一直以此方针行事，直至1987年，眼见股市失控，大跌在即，我既要资本增值，又想保住股息收入，遂在股市升至顶峰时，大举沽出期指。这或许是有点随机应变，但为了自保这样做，在那年头完全合法。由于保留了股票，我仍收到股息，一举两得。

一如我所料，股灾果然发生了，香港交易所停市重开后，恒指由3700点劲挫，一举跌穿2000点。沽了期指的我不但分毫无损，道亨香港基金的表现更傲视同侨。待股市跌至谷底，我改为持长仓。故我不但在熊市时远胜对手，翌年股市翻身，我继续跑赢同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红筹股备受追捧，至1997年升至疯狂。我不断在香港《登周刊》的专栏及《英文虎报》上撰文，指股市估值过高。在牛气冲天中失去理智的人，甚至威胁要报复我，当然事后发现是徒托空言。

我尝试揭露大部分红筹股的劣质管理，例如广东科龙( 0921，HK)在会计账目上弄虚作假。我也力斥招股垃圾，但所有炒家都重锤下注，懒理股价荒谬。忠言逆耳，我自然不太受欢迎。

1999-2000年，电讯盈科(0008，HK)前身得信佳(1186 ， HK)这个垃圾股升逾15元，以现价计即每股75元，追捧仍大有人在!当时华富财经在我的领导之下，率先公开批评这只股票不可信，我更因此被指摘。每次股市炒作过度，我都不遗余力地批评，而且往往比所有人都要严厉。但当股市比平均合理水平要低得多时，我亦不吝赞美。

做股民诤友的我，每逢公众疯狂入市，都感到不寒而栗。而股灾有多惨烈，则视乎之前超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