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香港心
香港的生命力实在顽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如日中天，被誉为"东方巴黎"、"东方明珠"，人口高逾200万，其他亚洲城市瞠乎其后。香港当时常住人口仅有50万人，给我的印象，仅是赴沪前的驿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至战争结束，百废待兴，须重头收拾旧山河。其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很多富豪纷纷南下香港，其中不少来自上海，成为香港纺织及航运业的先锋，如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奔至香港，成为一代船王。
起起跌跌，反复无常，是香港这个城市的特性，亦是我个人经历的写照：有时一片欣欣向荣，然而，环境逆转的时候，却令人深感绝望。但正因这些阅历，令我深信前路总有光明。
我对香港信心十足，无论经历什么短期的政治经济变迁，总能逢凶化。
追本溯源
我的家族和香港的关系渊远流长。生于英格兰南岸的外曾祖父汉弗莱斯(Hurmphreys)，17岁来到香港，就像今天的背包客，盘缠不足，想撤退回家，殊不容易。当时是1869年。
究竟是什么把他带到香港来？一直是个谜。想来是因为其堂哥在香港干得不错， 加上当时英国经济不大好，便毅然决定来港碰碰运气。
这位堂哥也姓汉弗莱斯，后来成为屈臣氏(AS Watson and Company)的董事会主席。香港尖沙咀的汉弗莱斯道，便以其命名。
我的外曾祖父自行创立了地产公司，取名汉弗莱斯置地(Humphreys Lands)，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房地产业先驱之一。外曾祖父将公司交由大儿子塞德里克(Cedric)打理，其后卖给香港置地，相信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宗敌意收购。
我家族的足迹其后更遍布新加坡、中国及日本各地，此言非虚。我祖父的事业据点虽在上海，但在香港、日本长崎，甚至新加坡也有办事处。父亲及其兄弟均在长崎出生，因此也和日本扯上关系。
家父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其中一份差事是到上海律师楼当初级合伙人。是故我们于1937年举家经港赴沪与他团聚，只留下要继续在英国升学的姐姐。我当时只有4岁，对香港的印象还很模糊。但到达上海后不久，我们便不得不撤走，女人和小孩先投靠父亲的小姨朵拉(Oora) 。她是汉弗莱斯家族中最小的女儿，丈夫姓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是香港老牌英资洋行太古洋行前身巴特菲尔德和施怀雅公司(Butterfield and Swire)的高层管理人员。
这位姨奶奶在山顶有一所大宅，我们从中环上山下山都需要坐轿。母亲寄明信片给身在英国的姐姐，还特地提到这种交通方式。父亲后来到香港与我们团聚，然后举家返回欧洲，很凑巧，我们坐的德国邮轮名为沙恩霍斯特号(Scharnrhorst)——一艘与之同名的德军著名战斗巡洋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没了。
应该说，我们家族在香港的历史，相信比香港大部分居民还要悠久得多。1937-1938年间，我曾在中国上海和香港两地生活过，想来早应享有居港权了。所以，我对中国特别是香港的感情尤其深厚。
回到英国后，或许因为父亲不太喜欢工作，母亲的家产慢慢给挥霍掉了。父亲可称得上是一位专业的高尔夫球高手，仅高于标准杆一杆。身为大律师的他，可能以为在高尔夫球场也能经营其律师事务，因此，每逢工作日他便到高尔夫球场去，周末人多拥挤，他便留在家中，不过，单靠打高尔夫球又岂能赚钱?故我早早外出打工，以减少家中开支，至少也可为自己的事业打稳根基。
经过五年的艰苦学习，我在英国通过了特许会计师考试，一心想到海外谋生。我向往到亚洲或南美洲，因为我昕闻(也相信)那里的女孩子比较漂亮。但想到去南美洲必须学习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我就兴致大减。对于语言能力差劲的我来说，在亚洲至少仍可用英文。特别是我深深感觉到在英国繁重的税制下，要累积财富非常困难，即使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改变此看法。故我决定追随外曾祖父的足迹，来亚洲闯一闻。
在伦敦经过一连串的面试后，我被邦劳公司(Borneo Company)旗下的邦劳汽车(Borneo Motors)聘用，其后该公司与英之杰集团合并。英之杰当时无甚名气，除在香港有贸易据点外，便没有太多业务。邦劳汽车公司则是依靠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汽车生意，在香港建立起汽车业务的。
或许是命中注定，我早晚会重返亚洲。1955年， 23岁的我，被邦劳公司正式派驻新加坡任职会计师，从而取得该国公民身份，我现在旅游时仍然用新加坡护照。
当时公司的劳动合约写明期内禁止结婚，除非事前获得公司批准。娶亚洲女子为妻，通常不在核准之列，更可能被迫解约。合约一般为期三年，我的第一份合约则长达四年，除了基本薪金，还有生活津贴，及其他福利。
在英国的投资视体验
我首次为自己买股票，说来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还只是在英国当一名会计实习生。
由于手头并不宽裕，我只凑够约100英镑便行动。当时港元和英镑挂钩， 1英镑相当于16港元， 1港元则兑1先令3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我用100英镑买入两只股票，手法既勇且狠，甚至敢购进超过自己能力所能负担的数额。这皆因当时英国市场的会计制度规定，两周后才交收，期内更可以不断买卖，甚至延期交割交易规定，这边卖出过量的股票，那边用另一个账户买回。
由于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结识了为数不少的会计师，他们帮很多上市公司核数，故我可抢得先机，洞悉哪家公司会派发令人惊喜的业绩单。我当时这样做可以说不太老实。还记得初尝甜头，是靠押重注在咖啡贸易商吉兰与达弗斯(Gilland and Duffus)之上。
做实习生有如学徒，并无薪金收入，但炒股票嗜好需要钱财，父母又帮不了多少。幸好我赢多输少，而每次旗开得胜，自然要"稍事"庆祝。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经常两袖清风，偶然一两次失手，已令我翻本无望。
当我离开英国前往亚洲时，仍然受困于一只名为奥林匹克运动场(Olympìc Stadiums)的股票。该公司管理伯爵宫酒店(Ear Is Court)，资产优质，股价虽无甚表现，不过由于那是我当时唯一持有的股票，我相信其资产质地不俗，结果还是保留了下来。
当我抵达新加坡之后，再查阅其股价，却令我相当失望，故索性置之不理。直至10年后，我当上股票经纪人，才发现它的价格原来已上涨不少，遂将其卖出。我相信我当时获得了不错的回报，不过是否值得苦等十年的时间，则不得而知。如果以每年增值15%，即每五年翻一番作为目标，这项投资可能未能达标。
当上新加坡股票经纪人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来到新加坡担任股票经纪人。由于并无相熟客户，故需努力开拓客源。其实，当时我已经加入新加坡最大的股票公司，原本是任职会计师，负责处理账目及监督股票交收。由于工作沉闷，我索性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替客户买卖股票上。
我并非生于大富之家，客户大部分是酒肉朋友，只有替他们赚到钱，才能赢得信任。在这方面我可算做得颇为成功，因此在短短两年多之后，我便晋升为初级合伙人。而身为注册会计师，我仍需监督股票交收及管理账目，并要经常签署交收文件。当时因有大量股票以我们公司名义登记，就如现在香港股票在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结算，如A股在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结算一样。
公司的每周通讯亦由我负责，并备受好评。此外，我还兼任交易员，安排市场内经纪人之间的买卖。那时，新加坡还没有交易大厅，所有交易需透过电话协商，至于和伦敦及香港等地的跨市场买卖，一般用已成史前文物的电报机联系。
身为初级合伙人，每天收市后，我便与其他经纪公司代表商议股票定价，再通知报纸等媒体。由于我们公司在新加坡证券界处于领导地位，我们往往主导市场，迫使市场接受我们的出价。
我慢慢建立起客户网络，但富裕的客户不多，只能说服他们频繁买卖，尤其多买卖投机股。亦因客户资金不充裕，故我们惯常买延时交易股票及来自伦敦的包厘印股票(Arrival Including Stamp , AIS ，一种债券类型，现已不存在)。英国经纪公司先从证券批销经纪公司手中取货，登记在自己名下，再用船运往新加坡，买家足足两个月后才需付清，无本钱也可做交易。不过，万一股市下跌，便需向客户追回付款，假如对方同时经多个经纪人持仓，便可能随时出现财政困难，周转不灵。
回首当年，假如只服务那些钱多的客户，我未必能在金融业生存至今。建立事业，道德界限不免要放宽一点，不过，我一直觉得自己总算是个真诚的人。其实，经纪人除了向雇主负责，亦需顾及客户的利益。美国的同业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如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明星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曼(Jack Grubman)及美林证券公司的明星互联网研究主管亨利·布罗吉特(Henry Blodget)。
如果雇主和客户的利益不一致，先照顾谁呢?很多人首先会保住职位。格鲁曼之所以唱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正是为了讨好其上司一一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Sandy Weill)，这对所罗门美邦的客户来说实属不幸，而且受害的还包括所罗门美邦以外的客户。
和其他经纪人交易时，我不能尽吐真言，更经常要将我的持仓量贬低，以说服对方接受我的出价。当然，我偶然亦会中了其他经纪人的迷魂阵。至于我自己的经纪人，虽然我完全信任他，但不一定听从其意见。勿忘"贵客自理"，买家必须自行提防。假如是证券公司误导了我，我亦不会怪罪在经纪人头上。
这亦是我讨厌走访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公司高层的言论总是陈词滥调，一味唱好。试问他们怎会向区区分析员数落自己的公司?就算你单刀直入提问，对方也只会提供人尽皆知的答案，甚至刻意误导。
我不会怪罪任何人，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亦是他对雇主负责任的表现。假如我想要上市公司的资料，我情愿翻阅有主席及董事签名的年报。至于公关的官样文章，我会置之不理。
我头十年的股票经纪人生涯，需要依靠投机帮补生计，事实上我也干得不错。现在我虽已没有过往那么勇于冒险，但对于股票投机，可说仍略懂一二。
我没有太多重量级的客户或朋友，只有游说他们多做交易，因此我一度活跃于炒卖投机。我毫不讳言，甚至我得自我吹嘘，我的炒股技术的确相当高明，客户会跟我一段不短的时间。不过，一旦与赌徒为伍，你必须特别小心，并加以劝阻，因为他们的炒股生涯甚为短暂，很快便会清袋离场，要经纪人不断补充新鲜客户。
由于我早期的客户大多和我一样穷，没什么本钱，为了赚多些，我教他们沽空。目前香港已禁止没有抵押的卖空活动，但是当时胜在不用立即付清，直至平仓为止。这个方法对穷客户有吸引力，可是却使他们输得更快，也令我疲于奔命找寻新客源。
我自己偶尔也会加入沽空行列。然而我坚守职业道德，客户炒的我不沾手，避免当市况逆转时，要和客户比谁能更快平仓。
那时我生活得称心如意，但总是财来财去，身家苦无寸进。这段日子，有一名客户的作风给了我最大的启示。他是航空公司的中层推销员，每月会储存一笔钱，交给我代买新加坡股票市场中的蓝筹股星狮集团(Fraser and Neave)。由于买股的金额通常不到1000新加坡元，每次只够买碎股。买到一定数量，他便会沽出，套现买楼。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天星小轮引发骚乱，令我注意到汇丰银行，遂叫他换股，他从此赚得更多。
我迁往香港后，这位客户曾经来看望我。他当时除了持有多项物业，还有价值连城的股票投资。20世纪70年代中期，单是汇丰控股，他已持有约40万股。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打工仔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在不赖。通过这个故事，读者应该明白我为何坚信以下投资定律:要在投资上大有所获， 必须长期持有股票;投机炒卖，只能够赚到零用钱。
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便采取这个投资策略，比巴菲特凭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扬名还要早。当然，巴菲特将长线持有优质股票的策略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令这条定律成为投资创富的标准方程式。
巴菲特的投资策略，令我深感吾道不孤。而他亦曾因此于2008年成为全球首富，财富一度高过持有昂贵的微软股票的盖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巴菲特依据传统投资理念，凭着少许资本，积累了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财富。我们知道，或是我们道听途说地相信，他爱长线持有股票。其实，他偶尔也会出货。我还记得他因为投资失利，曾经试图沽出现属花旗集团的所罗门股份，一度备受折磨。巴菲特毕竟不是圣人。
无论如何，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累积财富的成功率肯定较高，远胜这头买入、那头沽出，运气好的才赚得蝇头小利，却未能显著增加财富。其实，沽货或减持要静待好时机，最好等至股市过热，而你深知那个水平将无以为继，便应该把握机会，并要有风使尽帆。
在香港创业卖橙汁
我在亚洲生活了五十多年，只在1973年间返回英国。我发觉如果要在英国定居，代价是逾九成的收入税率！这几乎相当于帮英国政府打工。我不想当英国"公务员"，宁愿返回新加坡，暂时待业。
那时我正思量下一步的去向，而在新加坡的一间酒吧内，我结识了一位澳大利亚人，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精神一振的建议，就是去香港卖橙汁。我对生产橙汁一无所知，但听来似乎蛮不错，遂就此落实去香港工作。1974年，我终于在香港落脚，当时香港和全世界经济都陷入深渊，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衰退。不过，从那以后的三十年，香港握过的兴衰循环，也多得难以想象。
我当时暂别金融界，把才干精力花在经商上，开设饮品生意，大体上以卖橙计为主，主要销售对象是较大的客户，如酒店、饭店及提供饮宴到会的公司。不过初次创业不太成功，我也相信，就算今时今日我有更多经验再次创业，也不会大有进步，皆因我过于为客户和员工着想，反而把争取最大盈利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是我的不足之处。加上租金劲升，运输麻烦多多，汇率形势又对我不利，我只有暂停营运。
当时是1983年，政府被迫出手干预汇市，将港元与美元挂钩以稳定汇率。即使我清楚地知道，也预期我的生意正面临困境，我也曾一度断然拒绝结束生意。不过，我当时有点过度借贷，因此最后还是被逼卖出该生意，而且还是在谷底时进行，当然银行账户里己分文全无。
如果你既没工作，又没有钱，结婚没多久，太太已怀孕，就难免会有点忧心。1983年，我在香港便面对这样的处境。当时，我酒吧的一位顾客雷蒙德·沙克林(Raymond Sacklyn)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在他休假扬帆环游世界期间，为他打理一本以揭露企业丑闻为卖点的财经杂志《目标》(TARGET)。可惜我对他的黑色幽默不敢恭维，故没多久我便请辞。但他是个好老师，经他指点，我学会了一些新闻工作的常识，遂尝试以此为业。
其后经朋友安排，我到当时的《英文虎报》总编辑贾思曹( Alan Castro)处面试，虽然我不谙打字，他仍安排我担任财经版编辑。无奈《英文虎报》不是香港最赚钱的报纸，故起薪点之微薄，可想而知。
从财经编辑到出入金融圈
任财经版编辑头一年，我曾两度获加薪，按比例也算大手笔，但仍不足以维持生计，故当中型证券公司丰隆聘请我做研究部经理，薪水是《英文虎报》的两倍半时，我便"不忍心"拒绝，结果我重投证券业。后来丰隆改名道亨，时任董事总经理离职，而他们选取的继任人我在伦敦早已认识，但我跟他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加上我做新闻工作者时，亦认识了金融圈里很多有趣的人，故我决定请辞。但上司极力挽留，并说服我转往新岗位，替道亨旗下创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我对此相当兴奋，由零开始，登记公司，和律师打交道，自行聘请员工，控制选股及替公司进行交易，令我获益良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在是艰辛的日子，当大市似乎出现突破并开始攀升时，便出现了另一场灾难。我当时坚信，市场处于偏低的水平。直至1987年，市场无疑升得太急，恒生指数大跌了一半，跌到2000点左右，股票价格明显地变得便宜。
在谷底时，我自己的投资组合持仓相当有限，但在物业升值上赚了不少，于是把它们存起来。虽然在1987年股灾前，我在百丈之外已远远嗅到危机将至，但当时任职基金经理的我，对个人的投资组合没有进行买卖，因为不想与客户有利益冲突。事实上，我管理的基金在期指市场上所造的空仓，规模差不多相当于我所打理的基金组合。但我没有厚待自己，因此我自己那批股票的价值便缩水了一半。
由于基金表现优异，令我声名鹊起。然而我太过好高莺远，原本工作非常理想，但我自信应可在基金管理业上更上一层楼，便毅然辞职。我让自负蒙蔽了自己，离职时我已超过55岁，不太可能有公司肯聘用，我打定主意要靠自己耕耘。然而，大概因为把自己绷得太紧，我在90年代初曾中风，身体变得衰弱，不能说话，写字别人也看不清楚。我不禁想到，自己势难重返职场。我们小小的积蓄因此也耗得七七八八，而我的身体其后还进行了几次血管修复手术。
当时，股市波动极大，每当我认为后市会一帆风顺之际，便事与愿违，大市再度退守。所以，我太太对当时的股市不太信任。倘若阁下曾试过被逼沽货，而不幸地当时大市又正陷于谷底，你想翻身就难上加难了。琴瑟和谐非必然，婚姻需双方努力维系，夫妻意见不合和争拗在所难免，故双方都应稍作让步。尽管如此，大家也不需要完全认同或全盘驳斥对方观点。
这个时期对于我俩来说，生活得像爬山一样，你把一只脚向前迈，提起身躯，然后再出力，有时候还要后退，站稳固定好位置后，才能踏出另一步。最恶劣的时候我太太几乎以为天快要塌下来了，故拒绝昕从我看长线的观点，坚持要沽出手头上的投资。我自然反抗，因此最后还剩下点股票。然而，从此事大家可再次领会，那些惊惶失措的人只会落得输钱下场，相反，如果能把握机会，便会时来运转。
我在投资上曾有失误，而且还有不少败笔。不过，困境终于过去。我毕竟功多于过，对此我是满心自豪。
香港及全球投资气候
香港交易所最大的转变始自H股登场。H股的出现，让大企业不需要通过发行大量股票来取得上市资格，有时发行量更低至原来股本的一成。而在此之前，香港市场只是个规模不大的地区交易所。随着内地中资股巨企进驻，香港市场已将伦敦股市比下去，甚至在规模上有力地挑战了纽约股市，尽管在上市公司的多元程度上还有点差距。不过我相信这一天早晚会来临，香港有内地作后盾，即使上海最有潜质成为内地龙头，香港依然是南中国的中心点，稳居第二把交椅。
投资者对待新的中资股和旧有纯正香港本土上市公司的股票态度两样。他们愿意为这些后起之秀支付溢价，因它们的前景更佳，利润也会因身处火红的市场而提升。
不计及汇丰和红筹中移动，市值最大的"香港公司"要算是"李氏四宝"一一长江实业、和记黄埔、新鸿基地产及恒生银行。它们在2009年的盈利总共约700亿元。
我清楚记得，在以前的香港交易所，李嘉诚旗下公司发布业绩是大新闻，也是决定大市方向的指南针。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内地巨企的盈利走势才是焦点所在，所以近年长和系业绩公布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对市场也没多大影响。
再看工行、建行和中移动公布的业绩，它们每家公司各自赚到的钱，比新鸿基地产、长和系及恒生银行的盈利加起来还要多!
虽然现时只有少数中资股被纳入恒生指数，但肯定愈来愈多的内地企业会来港上市，数目更远远超出香港公司。香港已连同深圳，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股市，这是个巨大的转变。
我的下一个预测是，现在雄踞新股市场的两大外资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将要让路给内地的大型商业银行。尽管当中一些还未成形，但过去50年里，已有不少巨头被后来者取代了。
世界天天在变，永不止息，但我相信香港仍会是全球最令人振奋的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和内地关系日益紧密，实在是一件好事，而航天员杨利伟访港，激起港人的爱国热情，更令人喜出望外。我希望香港有朝一日能和澳门及深圳合井，成为拥有2000万人口、极具竞争能力的大都会。
阅毕香港的历史，无论未来如何变幻莫测，我深信香港一如既往，定能跨步向前，经济继续繁荣。我也把自己及家人的前途押注在香港。虽然我的语文能力差劲，不过我的广东籍太太及其他家庭成员，俱能操一口流利中文，其中三个小孩更会写中文。
十多年前曾中风的我，如今能拥有可爱的家园，四周环境优美，有足够收入供全家好好生活，我们真要感谢上苍。对香港前途， 实在没有理由失去信心。我决定终老香港，不做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