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赌注压在企业家身上更靠谱

我并不认为政治家是出于恶意而做出不当之举，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同意某些意识形态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憎恨的人天生就是邪恶小人，而他们喜欢的人天生就是圣明的天才。相反，我认为大多数政治家只不过对经济知之甚少，在政治上又过于狡诈，完全是自私又自利的自我陶醉者。

大多数国家公务员都可以看做职业从政者，对于大多数职业政客而言，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在制定着会影响私人企业盈利的决策，因此，企业员工的命运也并非是由政治家掌握。相反，对企业负责的应该是董事会以及董事会的成员，他们需要监督企业，并使得企业不断实现利润，实现股东价值等。即使企业没能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利润，这些董事也不会被解雇，但政治家的命运则是由选民诀定的。的确，取悦于选民和经营一个赚钱的企业根本就是两码事，不妨想想很多政治家，他们几乎从未做过什么好事，但依旧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由于大多数职业政治家都没有经营过企业，也没有过在私企长期任职的经历，因此，他们根本就不会认真思考影响全球经济的诸多要素，更何况这些要素本身就是不计其数、复杂多变而且又难以理解的。尽管我无法看清政治家大脑里的东西，也不想看，那或许会让我感到恶心，但他们似乎都坚信，经济可以完全控制在他们的掌心里，而且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运筹帷幄，控制一切风险。政治家们希望你能对他们充满信心，这样，你就可以把手里的选票投给他们，他们会说：“投给我一票吧，我会保护你们。那个家伙只会偷走你的钞票，让你们的日子不得安宁。”

对于那些确实经营过企业的政客们，情况就好多了，不过我依旧认为，等到他们在华盛顿待上5年之后，他们就会把过去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政客们的记性还不如投资者，他们的记忆力将更多地受公众舆论左右，因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赢得选票。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应该像一个CEO那样，去为股东创造价值，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而是像一个职业政治家那样去思考问题：“我应该去讨好谁，让他心甘情愿地为我掏竞选赞助费，让我继续留在这个舒适的办公室里。”

你或许会觉得某些政客天生就是坏蛋，事实也许就是这样的。但总体而言，难道他们真的是不希望帮助社会的公务员吗？或许他们会这么想，这的确是某些公务员的目标，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但如果你想帮助社会，为什么不创办一个能雇用更多劳动力的企业，让他们拥有体面的收入呢？为什么不去研究可以治病救人的疫苗、癌症治疗方法、糖尿病治疗方案或是医疗设备呢？或是提供一种更有价值的服务，比如说替他人管理资金，或者为他人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开办企业，生产更有效率的疫苗、更便宜的运动鞋、更安全的汽车、更酷的软件或是更省钱的小玩意呢？可以说，私人部门创造的社会福利要远远超过政府，而且是政府永远都无能企及的，无论是在增加社会财富，还是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我始终为我的祖父亚琴·费雪（Arthur Fisher，1875 -1958）而感到骄傲。他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第四期也就是1900届毕业生。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拥有庄园与很多企业，他不仅创办企业而且还投资有道，他让家族的财富实现巨额增长。霍普金斯于1873年去世， 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这笔财产大多用于社会捐赠，其中的部分遗产用来创办了一家医院。他为医院制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医院必须致力于吸引最有天赋的人才，为长期医疗研究提供平台。而且这家医院始终为穷苦大众提供免费治疗，这在邢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今天霍普金斯医院的前身，这家世界一流的医疗机构已经获得很多突破性研究成果，为全世界带来福音。多年以来，约翰斯· 霍普金斯医学院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世界顶级医院之一，而且在医学界的每一个领域，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都是无可置疑的佼佼者。

没有人强迫约翰斯·霍普金斯一定要做一个造福社会的人，也没有人要求他创建一个私人企业典范，去从事服务于全世界的事业，更没有政府法规强迫他把全部私人财产捐赠给民间慈善事业。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造福社会就是他的人生目标。或许你想知道霍普金斯到底给人类做出了多大贡献，遗憾的是，我们根本就无法量化他为世界做出的贡献。我敬仰约翰斯·霍普金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创建的机构，但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我看来，以创造财富为出发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创造了一万个政治家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社会财富，没有这些富人，慈善事业就寸步难行。

我们姑且不考虑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慈善事业，或是其他任何慈善机构。我们只需知道，很多企业家不仅成功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也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社会福利做出的贡献。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只要看看福布斯400强中的那些创业者就足够了，试着算一算：他们到底雇用了多少员工，他们为员工支付了多少薪水，给他们带来了多少福利。再想想这些企业的股东：他们的所有权为自己带来了多少财富。然后再思考一下与这些企业存在商业往来的其他企业：通过把自己的中间品卖给这些创业企业，或是向他们采购关键性软件，或是办公家具、会计服务等，这些关联企业实现了多少利润，再想想这些关联企业的员工、股东等。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些企业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到底给我们的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的沟通变得到底有多快捷，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美好，我们享用的商品是多么物美价廉，我们自己又是多么健康，我们的心情又是多么愉悦轻松。没人能算得出，这只会让你蒙头转向，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如果没有微软，我的公司就无法运转，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事情。于是，我打开戴尔电脑信息查询，然后再用我的黑莓手机给思科公司打一个求助电话。受益的不仅仅只有我，与政治家对我们强制性征税，然后高高在上地告诫我们应该使用哪种灯泡相比，这些创业者以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福音，而且也更具有普遍性。

你或许不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没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我对政治家有点愤世嫉俗，甚至是嫉妒憎恨。但我不得不重申，我根本就不关心别人会对我的这些观点作何评判。的确，我承认我很可能是犯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但我只是在表达一些根本就无法被证明的观点。我仍然希望借助本章告诉大家，在面对市场，尤其是在投资决策时，如果能撇弃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借鉴历史并从中发现规律，以史为鉴，而不再把赌注压在大选结果上，这或许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利润。

和其他与市场有联系的社会现象一样，在政治问题上，我同样希望能让各位明白：市场不会忘记过去，但人却善忘，而且这一次未必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