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与风险厌恶

表7.1显示了1926年即有标普500指数数据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任期起始年份以及在他们任期内的股票年均回报率。总体上来看，股市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的年均收益率均9.3%，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的年均收益率为14.5%。

稍安勿躁……我是不是说过，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所谓好坏呢？不可否认，股市的总体平均收益率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确实有点糟糕，但这种反差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结于“大萧条”时期首轮大熊市带来的巨大震荡，以及罗斯福执政初期股市的大幅反弹。而且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果不考虑这段极端时期的影响，两党执政期间的平均收益率就极为接近了：11.1% 对13.6%，这显然不足以让投资者来为谁将成为执政党下赌注。在认识股市均值的时候，另一个必须牢记在心的秘诀是：剔除极端现象以及变化非常大的数字，然后再看看直线平均法是否更适合于投资决策。

但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仍然会觉得民主党就是比共和党好。数据确实支持这样的结论，但假如不考虑胡佛和罗斯福这两位总统，共和党的执政时间则远远超过民主党，因此，两者的出发点就是不公平的。假如我们彻底放弃，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观点，转而专注于从这些数字中寻找规律，那么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些切实可行的市场模式。

表7.1将总收益率分解到每一位总统任期内的4个年度，现在，我们姑且不考虑具体年份，只看4个年度的年均收益率。第1年和第2年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8.1%和9.0%，第3年和第4年的平均收益率则分别是19.4%和10.9%。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个别年份的情况。在每届总统任期的后半段，也就是第3年和第4年，股市收益率几乎全部为正。自1939年以来，每位总统任期的第3年从未出现过收益率为负的情况，不仅没有出现过负的收益率，而且大多时候都为两位数的正收益率。以上每位总统任期的第4年仅出现过4次亏损，而且，他们在此年的股市收益率大多达到两位数。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每位总统前半段任期内股市的表现，整体而言，股市收益率起伏性较大，而且第一年的波动性要高于第二年，但差别并不大。从历史上看，你在前两年遭遇亏损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后两年。当然也不是没有明显的例外，毕竟，在投资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对于这种情况，基本面因素可以做出更准确的解释，也就是说，股市收益率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者对立法因素的风险厌恶倾向到底是提高还是减少。不管采取何种表达方式，或是用了几千页纸，新的立法最终都要带来资金、财产的重新分配或者监管方式的转变。政治家喜欢把立法标榜为改进社会福利的工具，但是，它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从现有拥有者手中拿走一部分东西，然后再把它们转移给其他人。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人类对损失的厌恶程度是对收益喜好程度的两倍多，也就是说，25%收益带来的快感才能弥补10%损失带来的痛苦。美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对欧洲人来说，这种差异更明显。因此，当立法带来的风险增加时，比如说总统任期前两年，那些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人对这项法案的憎恨程度，自然要远远超过那些受益者对它的喜好程度。我们可以公开表达这种喜怒哀乐，因此，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场哑刷，虽然每个人都不需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们用还是实际行动影响了市场发展，并导致总体风险厌恶水平的加剧，进而造成收益率的剧烈波动以及平均收益率的恶化，这也是我们在表7.1中所看到的情况。但当针对立法的风险厌恶程度下降时，即总统任期后两年，股市在历史趋势中表现出一致的正收益率。

国家领导人任期政治学的奥秘

造成立法风险厌恶在任期的前后两年截然相反的原因是什么呢？哪些是国会可能赞成或是不会赞成的呢？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英语中的政治学（politics）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poli和tics，它们的意思分别为多和小型吸血动物。在我看来，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不错的人，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绝非是一场球赛。根据我的观察，即使是最理性、最善良和思维健全的公务员，只要去了华盛顿，不出5年就会变成很多吸血动物中的一个。这些吸血动物的唯一目标就是寻求连任，或是升迁到更高的职位，他们选择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目的无非是为了招揽拥护者、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筹集资金，没有钱他们就无法展开无休无止的竞选活动。

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成为吸血动物？没人知道，或许他们有时也会像孩子那样不成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或许有些人已经失去理性，帮助人类的疯狂梦想让他们丧失理性。我认为，大多数人只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或因为华盛顿特区有一种特殊病菌，会感染那里的所有人，激活他们的吸血本性，诱使他们陷入疯狂而诡异的怪圈。

这些吸血动物只想寻求连任或是进一步升迁，而总统就是这群吸血动物的头领。他已经不可能再升迁到更高职位，因此，他最想做的事情，或者说他的唯一目标就是谋求连任。他的演出最多只有8年的时间，而且享受8年掌声的唯一机会就是实现连任，他希望这个梦想成为现实，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常常能如愿以偿。

吸血动物的领袖或许根本就不清楚资本市场是如何运行的，我们还从未见过一个熟知股市的总统，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政治史却了如指掌。他们都知道，在当代美国的总统史中，在任总统在中期选举时的支持度可能会略逊于反对党。2002年，小布什成为100年以来第一位在中期选举中战胜对手的总统，但他的共和党随即便在2006年的大选中惨败给对手，这同样验证了历史的规律。

因此，总统们都知道，不管他们想通过多么永恒而伟大的法案，他们一定要在任期的前两年内通过，我之所以说的是“他们”，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美国总统还没有女性，因为在任期的后半程，随着自己的权利不断被削弱，总统们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此外，总统们都知道，大显身手可能会惹恼某些人，譬如某些地位显赫的独立选民，没有他们，总统们就有可能失去一批重要的支持者，因此，他们需要拉拢这些独立选民，让这些选民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无选择。经过风风火火的前两年，然后，他们又发现死对头一般的国会让自己在后两年无所作为，于是，这个领头的吸血鬼通常会选择退避三舍，尽可能地让所有人满意。某些时候，这种退让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在全球形势面临窘境时，挡在眼前的国会很可能会让总统一筹莫展。与其针锋相对，还不如以退为进。此时，总统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指责反对党的阻挠，让他们一事无成，例如，他或许会说：“我本想让你们好好享受一番，但我的敌人不允许这么做，闲此，让我接着干吧，把选票投给我，投给我的伙伴，踢走那些反对者，下一次，我会让你们得到更多！”

这不仅仅只是理论，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大多数实质性立法都是在总统任期的前两年通过的， 而在后两年却很难再听到立法的呼声。随着总统权威的削弱，可以通过的法案数量也相应减少，于是，人们对政治的风险厌恶情绪从前两年的最高点下降到后两年的最低点。股市形势基本体现了这样的总体趋势，正因为这样，市场的平均收益率通常会在第3年达到最高峰，并在第4年延续较好的势头。

进入第4年，政治选举活动的影响再度显现，吸血鬼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连任之后的宏伟蓝图。这可能会让股市受到影响，但在总体上，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人们已经习惯了华盛顿的这种做法，因此，股市基本面基本乐观。

不妨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在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医疗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纷争。进入第2年，我们又进行了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为标志的金融服务业监管制度改革。但是在第4年，国会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法案，除了提高债务上限之外，这样的法案既是争议最多，但也是最容易通过的。原因很简单，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后，国会的否决权开始生效，因此，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法案，这样就被市场对政治的风险厌恶开始下降。

政治风险厌恶情绪的高低是影响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甚至可以成为决定市场走向的风向标。但其他因素同样重要，因此，政治绝不应该成为你看空或者看多市场的唯一理由。但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上的规律确实不乏说服力，因此，人们在总统任期后两年表现出的乐观情绪，以及在前两年风险厌恶情绪的加剧，并非不可理解。

要看透平均收益率假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先看看总统任期前两年股市的情况吧。第1年和第2年的收益率的确低于平均水平，但这更多是因为市场的波动性，而不是收益率的原因。回头再看看前面的表7.1，在前两年里，当收益率不为负的时候，通常会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基本为两位数的正收益率，尽管不是一贯如此，但至少可以说明，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前两年的收益一定会很糟糕。

那么，这些年的市场表现到底怎样呢？在市场预期普遍看好的年份，如果政治风险厌恶倾向受到某种影响而加剧， 一向刻薄的国会会让吸血鬼不再热心于财富的再分配，此时，这个意料之外的利好因素很可能会改善股市收益率。同样，我们必须透过表面，合理认识构成这个平均收益率的具体要素。

还有一点要记住的是，这个规律的优势在于，它经常被人们所蔑视，甚至是被彻底忽略。如果你突然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件事根本就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至少当下是这样的。这种事情在过去偶有发生。但由于我们实在是太健忘了，因此，只要一年时间人们就会彻底忘记过去，迷恋于眼前的热炒，只有事实摆在面前，我们才意识到历史是多么有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