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的操盘
我开始观察四周，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但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
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屏上，上面显示了5个字母的画面。一个心电图持续在屏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位显示着我的血压（134/82）、心跳速度（98）、血液含氧量（97），和心脏压（80/10）。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憋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130/78，138/86。
“老公！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屏幕，以至于没有看到老婆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屏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接一下来五天里唯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
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
22日周四，感恩节当天，老婆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让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萨布丽娜离岸基金全数赎回……”在巴格瓦、基德尔与琵芭迪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萨布丽娜离岸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11月13日去电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1990年12月31日……”“本人将于今年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说：“请将本信视为郝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定……”又有另外7个投资人，包括郝斯曼和另外总额达500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象不到其中竟然没有一封信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萨布丽娜离岸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11月26日周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莱克星顿街750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7000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4500千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12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周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丁，你的手术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我整个星期都在做交易，但在11月30日周五那天市场低开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头寸。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头寸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
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管他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蛋知道我仍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戈德费德，并且建立了600手债券期货的多头头寸。
12月1日周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业绩时，我的体温上升到38.3度。到了周日下午，体温已经高达38.4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老婆打电话给郝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39.3度。很幸运的，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开口，我就帮他弄到了。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老婆！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心包囊，你没有它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周日的晚间开盘了。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戈德费德，并留言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个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
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头寸，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老婆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头寸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部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戈德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戈德费德医师？
“马丁，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
“你已经赚了10点，大约是20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戈德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140下回到每分钟90下，我终于在12月4日离开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