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的变迁

一直以来，芝加哥都是期货交易的中心。这是由于两个位于芝加哥的最主要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业内昵称为Merc）最早都是因农产品期货交易而闻名的。

所有交易所，不管位于芝加哥、纽约、费城、波士顿、旧金山，甚至堪萨斯，说穿了其实不过是个大型的赌场。只要有更多人下单，交易所就能赚更多钱。一般赌场靠着在输赢几率上的先天优势赚钱，而交易所则是靠收取会员费赚钱。这两者都存在着同样的特性，只要量愈大，他们赚走的就愈多。这就是为什么交易所总是像赌场一样，一直想尽办法吸引新的玩家来玩期货。

但在70年代初期，CBOT与Merc的交易量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主要原因是二战后婴儿潮成长的这一代，不再对农产品期货交易感兴趣。他们对于小麦、玉米、黄豆、活牛、瘦猪、五花肉这些商品根本一无所知，甚至对较为精明的交易者来说，商品期货也如一团迷雾。他们对商品期货的认知，只有交易所的人把一卡车的五花肉倒在自己家前院的呆板印象。因此，新一代的投资者根本不想玩商品期货。如果真的非玩不可的话，他们对那些可以整齐地存放在保险箱里的玩意儿，可能会更有兴趣些。换言之，他们只对股票或债券这类金融工具感兴趣，这使得他们开始把资金挪到纽约去，不在芝加哥玩。

CBOT与Merc眼看大笔资金跑到纽约去，身为美国金融重镇之一的芝加哥若再不做些改变，迟早要把大好江山拱手让人。1969年，里奥•梅拉姆德成为Merc的新任主席，成为风云飘摇中的芝加哥的一线希望。他和家人逃过了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在波兰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横越西伯利亚，逃到日本，并幸运地在珍珠港事变前抵达美国，定居在芝加哥。

梅拉姆德的父母在犹太人学校找到教授依地语的工作，而梅拉姆德这个标准的犹太人则在Merc找到了生财之道，五花肉这项商品更是他致富的关键。不过，梅拉姆德可不只把聪明的头脑放在判断猪肉价格的波动上，这对Merc、CBOT以及整个芝加哥来说，真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了。

梅拉姆德很有远见，他看出在投资人眼里，CBOT与Mem是农民的交易市场。投资人一想到牛或玉米的买卖，会关心的只有纽约老字号餐厅戴尔蒙尼的菜单价格。他很清楚，如果不赶快变出一些新样式，把纽约的资金吸回来，Merc很快就会门庭冷落，甚至关门大吉。但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提供？在他1969年就任董事长一职后，就开始积极研发金融期货的可行性，而且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大好良机。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令国际金融界为之震惊的举动：宣布美国不再履行将境外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

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象征金本位制度彻底瓦解。而世界上各种原本盯住美元的投资人，转而盯住黄金（当时每盎司35美元），而货币币值也开始浮动。突然间，货币也变成一种商品。梅拉姆德在《逃向期货》（Escape to the Futures）一书中这样写道：“别再想着五花肉跟农业了，要向钱看，各式各样的钱，这才是至高无上的商品。”

梅拉姆德很清楚别人一定和他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在1972年的1月，Merc成立了一个专为货币期货交易而设的交易所——国际货币市场（IMM）。 

与此同时，Merc的最大竞争对手CBOT也不甘示弱，聘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知名经济学者理察•桑德，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担任CBOT的总顾问。就好象《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这部电影里的亨利•希金斯教授一样，桑德教授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CBOT从一个纯朴的村姑（只提供农产品期货），转型为迷人的都市女郎（提供各种创新的金融期货）。经由这样的转变，CBOT才可望超越Merc，并把投资人从纽约拉回来。

桑德教授认为，既然Merc已经在货币期货交易上抢得先机，他干脆把重点放在利率上面。首先他于1975年发展出住宅抵押贷款（Mortgage-backed）期货，但并不十分成功。所以在1977年，桑德教授又发展出30年期的长期国债（T-bond）期货合同。他觉得在美国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中，30年期的长期国债将有可能把CBOT变成窈窕淑女。

直到70年代末期，虽然Merc和CBOT分别在货币和国债期货的交易中跟上时代的脚步，也从纽约的地盘上抢回了一些投资人的资金，但是它们要从传统的农产品交易所成功转型，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中的大玩家仍然没兴趣把真正的大钱挪回芝加哥。当你习惯在华尔街和一流企业的精英分子玩股票和债券的时候，哪会有兴趣跟一群农民和乡巴佬玩期货？

最后，就像交易中常发生的情况，让Merc和CBOT得以从业绩不佳的阴影中走出来，将原来最不利期货市场发展的因素化为最大的助力，甚至开始大赚其钱，还是全靠梅拉姆德的实力。Merc和CBOT最大的生意来源是避税交易。在70年代这是一种相当盛行，由税务专家为高收入者规避庞大税赋支出的操作手法。

虚卖和卖空的法令禁止投资人在年底最后交易日卖出持股，然后在隔年第一天马上补回，从而造成税收流失的操作方式，但是相关法令并不把期货市场的投资放在此列。于是许多摇滚歌星、影星、运动明星等高收入人群，和像我一样收入很多的操盘手，都可以在期货市场利用这个方法，延后上缴百万的税金。这种交易受欢迎的程度可由美林证券设立独立部门来服务客户看出端倪，直到80年代，国税局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才把这个漏洞给堵了起来。

避税交易为Merc和CBOT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佣金收入，国税局的新措施却堵了这条财路，无异给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最坏的消息。Merc和CBOT之间一向因狗咬狗式的互相争斗而声名狼藉，但当大冲击到来时，两家却异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决定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他们先达成利益交换的条件，并平息原先两边的纷争和问题。

当国税局针对避税交易开刀时，梅拉姆德和CBOT的主席列斯•罗申达尔马上去找国会中的芝加哥议员丹•罗斯顿科斯基。根据梅拉姆德后来的说法，罗斯顿科斯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这对芝加哥很重要吗”，他也总是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是芝加哥期货市场最忠实、最卖力的保护者！”

罗斯顿科斯基很干脆地为芝加哥奋战，但是那些东岸的自由派议员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当罗斯顿科斯基的提议在参议院表决时，东岸议员的代表人物、来自纽约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强烈指责避税交易是不入流的做法，并将这个提案封杀了。罗斯顿科斯基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在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机会，给这些芝加哥小子们一点甜头。

啊！没想到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甜头！1981年，在《经济复苏税收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中有一项不起眼的条款指出，自同年6月23日起，“所有的期货交易均须在年底以市价评估，任何收益或损失，都必须将其中40%以短期资本损益认列，60%以长期资本损益认列”。

这对期货业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期货是一种短期交易工具，如果你在20分钟内进出一趟交易，收益中的60%可以“长期资本收益”加以课税（税率20%），而不是一般的所得税（税率50%）。

这个甜头真是太帅了!这个条款违反了所有的逻辑。不过逻辑可是芝加哥这些家伙最不在意的东西，他们原先好像掉进了粪坑，但是在罗斯顿科斯基帮了这个大忙后，他们不但全身而退，而且情况简直大逆转。在拉斯维加斯，赌场给客人提供免费的食宿、饮料、筹码和秀场歌舞女郎，但现在起，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却能提供更诱人的东西——税赋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