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力交瘁

下午3：30时，我再也顶不住了。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睡一觉。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麦克•施密斯正要来拜访我，他打算要经营自己的基金公司，因此想向我寻求一些建议。

施密斯在5：30到达，我告诉他自己之前如何募集资金，并且看一看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操作业绩，当他准备离开时，我对他说：“利用他人的资金，是你想要赚大钱的不二法门，但其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坏处，那就是每个人都在身后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而永远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的业绩感到满意。他们总是不断打电话来问东问西，无休止地骚扰你，'我的资金操作得怎么样啦？'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到了周六，我一直睡到上午11点才起床。老婆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打算中午和他们会合，但是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周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舒适的23.9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当我走进会场时，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步。书展到处都是老师和合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子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94公斤，比在陆战队时那副苗条而结实的体型重了10.4公斤，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公斤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书展回来后，晚上我们到第68号大街的影院去看了场电影。影院的空气令人窒息，在影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年修检而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决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影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做任何联想了。老婆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票都买了，我能挺得住，我很能挺的，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周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周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10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自己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班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11月5日周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我不是陆战队员了，挺不住了！”我跟老婆说，“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郝克曼约好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萨布丽娜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因此倒在沙发上收看《财经消息》（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周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财经消息。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3万美元。到了下午5点半，后背和前胸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老婆急忙打电话给郝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5点，他已经下班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6点半让急诊医生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出租车里。

急诊医生直到7：15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40.6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

讽刺的是，正如我和狮身人面在18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支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8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精神病发作，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急诊医生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9：15左右还没出现。老婆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10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老婆，“我恨这个狗屁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唯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周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阿尔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埃尔•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萨布丽娜离岸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1991年1月1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1029.855单位的萨布丽娜离岸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这些可恶的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回复他：“早安，拿着你们的1029.855单位的基金，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郝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部有积水；好消息则是郝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1点钟到达医院，但又多花了3个小时才拿到住院许可。

真要好好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支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与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39.6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老婆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每天支付750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得要有人细心照顾我，需要专门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老婆，但她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我的孩子们。

在病房里，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

我一直问医生到底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查看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一直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关心，是因为在过去4个月中，他已经在医院里看过4个相同的病患，这4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也会帮你注射头弛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