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紧急手术

我在大约10点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在周三的凌晨1：30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剌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老婆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郝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

医生总算在凌晨4点的时候回电，老婆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人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7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到了9点，郝克曼打电话来。“马丁，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10：45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4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并压迫到心脏，引起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郝克曼再一次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老婆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部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蹿升。从37.9度、38.2度、38.6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抱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用来收集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7点，老婆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吉恩•克劳德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中介。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中介）不同的是，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吉恩•皮埃尔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10个月当中，克劳德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丁，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业绩得更好才行！”

克劳德告诉老婆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说要来看我，但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自己的钱。当老婆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丁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联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老婆不要理会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老婆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9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直接压迫心脏。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50/40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

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80/60，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70/55。”“心跳160，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50/40，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我的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心脏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老婆，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她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姐姐琳达，把她从睡梦中叫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与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手术室。”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4：30，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

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丁，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尺寸。”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100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99、98、97……”当我数到96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自己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送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当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然后才发觉自己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11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