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再重复宋朝的选择

同是洋务运动时期引进的西方技术，工业制造技术到今天基本在中国水土相服了，而金融技术却还在艰难地融入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经历？技术上的原因在于“硬”技术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们的引进不涉及制度，对制度要求不高；相比之下，推出股票、债券、期货、基金等金融品种容易，但要人们“信得过”金融契约的交易，放心自己不会被别人骗，放心属于自己的权益总能拿得回来，这就要求有相配套的契约制度。工业技术和金融技术在中国的这种经历差距，也是以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的必然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中西方金融发展的差别。说到底，为了生存，人们必须互相交易，特别是为了未来生活安全，人际间必须有金融交易，互相配置今天、未来以及不同事件间的收入和消费。大致讲，人类有三种途径实现个人间的金融交易，第一种是在血缘、在“家”之内进行经济互助交易，第二种是通过像教会等社会互助组织实现，第三是通过金融市场实现各种所需要的风险与消费安排。这三种金融交易途径不必是排他性的，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补充，但这三种途径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哪种途径在哪种社会中被使用得更多或者更少？答案当然取决于每种交易途径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相关制度与文化的内涵。

儒家的选择在第一种途径，甚至只侧重血缘内的金融交易，排斥市场和非血缘社会互助组织的经济交易功能。“三纲五常”等价值体系的作用即在此。其结果是，中国人对血缘关系之外的人无法信任，跟陌生人的信用交易极难实现或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教会和其他民间互助组织不发达，支持市场契约交易的制度也没机会发展，使通过非血缘社会互助组织、通过市场作信用交易的成本都很高，这反过来又迫使中国人非依赖“家”不可。于是，到晚清、到现在，中国仍然缺乏市场信用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民间自发互助组织也稀有。中国基本以第一种途径为主，第二、第三种途径的空间仍然很小。

和其他民间互助组织不发达，支持市场契约交易的制度也没机会发展，使通过非血缘社会互助组织、通过市场作信用交易的成本都很高，这反过来又迫使中国人非依赖“家”不可。于是，到晚清、到现在，中国仍然缺乏市场信用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民间自发互助组织也稀有。中国基本以第一种途径为主，第二、第三种途径的空间仍然很小。

今天在中国发展金融仍然很艰难，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深植于社会的儒家文化，在于“非家不可”、“非血缘不可”的文化，这种价值体系不利于超越血缘关系的制度建设，不利于陌生人间信用的建立，也就不利于证券金融的发展。换言之， 在缺乏“家”之外信用交易的制度支持时，中国人不能把金融证券看成可靠的投资工具；在儒家文化只信血缘关系的传统下，中国人也不会把别人发行的金融证券当成投资工具；所以，股票和其他证券就成了自成一体的投机品，而不是投资晶。一旦认识到这些，我们就能明了，在这次新的文化大讨论、新的国学热中，千万别再重复宋朝的选择，误导我们又回缩到儒“家”。市场经济的深化、政治制度改革才是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