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让“孝道”文化成为历史

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为什么基于儒家“孝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致。这也许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孝道”文化体系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农村有别。我们先从以下两方面看农树的变化。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 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农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外出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国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当于每年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笔者在湖南的家乡为例，全村350户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儿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户口，即使没有正式户口，不少人已在外地安居。这些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讨论得很多，这当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已相当弱。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农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养老与保险只能靠金融市场。首先，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这条路不通。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己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是常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上海出差时，由于周围的人都讲上海话，笔者基本不敢开口讲话，怕暴露自己的湖南口音；但今天到北京、上海等地就不用有这种担心，因为周围的人相当多也是外地人，即使他们听出你的外地口音，也无所谓。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因此，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侬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己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实际上，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并不得不接收阉割个性的儒家“孝道”文化。但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过程，经过近一百五十年的努力已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品种是史无前例的丰富，现代工业、农业已解决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挑战。但，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安排好未来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券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