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孝道”文化

为什么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昵?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我们个人的偏好而改变，它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决定的。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到，人自出生开始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 即所谓的物质生活；另一种是心理或者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位居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今天除了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同样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未来的生活需要，而未来又可能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各类担忧，包括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从优先次序讲，当然是首先满足今天的生存需要，再尽量规避未来的风险。在今天的需求得到满足并出现剩余之后，人必然把重点放在规避未来的风险上，这就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作用所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如此。

在农业社会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物质产出难有剩余，但温饱基本能够解决，所以当下的消费挑战能勉强应对，但因为生产力还没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们还顾不上用金融产品来规避未来的生活需求。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种，所以，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以及长晚辈之间实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等隐性经济交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换句话说，那种社会里，经济问题往往通过小范围内的社会组织，而不是通过广泛的市场来解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为了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养老以及意外事故而进行跨时间空间交易时，必然有一方或几方先付出，然后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发生某种事件时另一方给以回报，这是一种信用交易，涉及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状态之间的经济支付交易，这就要求双方有极强的信任基础，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有补救的办法，否则没有人愿意把辛辛苦苦赚到手的收入付给另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加入这种交易。也就是说，信用交易必须以可靠的契约保障体系为基础（契约可以是隐性或显性的）。

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另外，像两千五百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孝道”及相关价值体系，即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的进一步保证。换句话说， 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凤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

由儒家“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儿女作为具体载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的确在中国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之所以这套体系能维系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土地为家族所有，长辈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对于两千五百年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存力。因此，长辈的土地支配权让后辈想不“孝”也不行，这当然能保证代际间的隐性利益交易，让长辈在儿女身上的投资有回报。第二，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业欠发达，商业也不活跃，对多数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小，利益交换的规模非常有限，因此，在传统社会里，“违约不值得”， 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体系一直“够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体系。第三，在铁路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除了马车和水路运输外，跨地区交通非常艰难，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守信”。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两千五百年里基本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靠的、以“家”为基础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