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没有终结

在市场出现危机时，政府干预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理念呢？不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仅是更尊重人性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200年前那样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对隔离、相互影响小，一个地方的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救市，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那时候，政府救市的直接成本和间接“道德风险”成本会远高于其好处，因此，以前可以有几乎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太多的公众利益。

说到底，还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改变了市场与政府间的边界。在1800年前后，美国95%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农场上，种粮食和做手工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除了靠近大西洋海岸、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等靠海或靠河的少数地区的农场外，其他地方的美国村庄即使有剩余粮食，也很难运到真正的跨地区市场上销售，整个跨地区市场的形成程度很有限。就连整个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才2800万美元，今天意义上的金融证券市场才刚刚萌芽，更谈不上有全美一体化了的金融市场了。所以，在那种时代里，市场难以出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当然用不着由政府来救，因为那不容易把整个社会拖垮，局部市场危机涉及不到太多的公众利益。那时，还根本没有商品期货市场、期权市场，更没有住房按揭贷款证券，没有投资银行这样一种行业，那些都是19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由于19世纪后半叶铁路网络、电话网络等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不仅美国各地的商品市场，而且连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也把美国各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算是真正地被整合为一体了。从那时开始，市场危机和全社会危机被等同起来，因为一个地方市场的感冒已经能让各地市场都咳嗽了。

但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那种市场一体化程度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点的影响，还是认为政府和市场可以完全独立，不需要由政府介人危机处理。真正教训美国社会的是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箫条让人们看到，当市场跨地区整合到一定程度，当金融交易的复杂度、广度和深度上升到一定层面时，有些市场参与者居然能到“大而不倒”的地步。经过那次教训之后，“罗斯福新政”对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的制度架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为那以后的发展奠定根本性制度架构，使政府的边界适当往外延展。

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因为美国各地市场已经全面一体化，独市场已经很深化，但政府的制度支持与监管架构没有跟上，所以导致了危机。而这次危机是因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全面跨越国界，已全球化了，但并没有相应的跨越国界的制度和监管架构，所以，也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危机。在这种“救火”时期，由政府先出面接管，是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结果。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也应当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人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千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也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全球化了的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重要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

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危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伴随政府干预市场、解救市场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问责机制也必须跟上，必须有相配套的政治改革，否则，政府权力的扩展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代价。所以，我们不怕看到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因为其与市场的边界发生变化而频频介入市场，但我们怕只看到政府权力的扩张，而见不到对权力制约和问责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