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财富载体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近代，百万美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不能想象的天文数字，更不用说上亿美元。比如说，在晚清时期的山西票号应该能反映当时中国富有阶层的财富水平，到19世纪末票号的资本金一般不超过二三十万两银子，1879年有名的蔚泰厚票号资本总额为119500两，分属22名股东，1883年时资本总额为7万两，分属9名股东。账局的资本值则更少，即使到20世纪初，一般只在二三万两银子左右。那时的富人也就这么回事。

在800年前的蒙古部落时代，虽然成吉思汗能征服中国、中亚以及中东，但游牧民族以流动放牧为生，没有固定的土地财产、房产，更谈不上股票、债券、基金、保险、对冲基金、创投基金等这些证券化了的财富载体。即使有了这些证券投资品种，游牧时代的生产力也无法高到让人们有任何剩余财富积累，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财富管理问题。当时，蒙古游牧人的财富是以马和女人的数量来衡量，财富载体很原始。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真是过一天算一天，顾不上为明天的风险和生活需要而理财了，他们只能依赖部落和家庭这些社会组织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经济互助的效果。

随着人类进人农业社会，从被动的游牧采摘转变到在同一块地重复种植，特别是由于家禽的出现，人们的食物供给一下子从被动变为主动，生存的挑战一夜间发生突变。这样一来，生产力上升了，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了，这同时使土地的价值也大大增加，并成为自然的投资品种和主要的财富载体。农业社会开始有财富管理的问题，有保值、增值这类挑战。但是，以中国为例，直到150年前，富农也好，中农也好，他们能挑选的理财工具非常有限，买土地出租、放贷、盖房置业、参股合伙企业，或者投资从事商品贩卖，不外乎这五种投资方式。由于农业社会的法治往往不发达，产权保护与契约保障体系不可靠，这些可行的财富载体基本以有形的实物为主，而不是以金融契约为载体，这当然限制了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和投资规模。另外，投资交易的范围也基本不超出亲戚朋友和同乡的范围。因此，农业社会的理财空间很小，增值保值的机会也相当有限。即使有很多钱，也很难增值保值。

特别是过去周期性的农民革命，还有社会的仇富心理，从根本上让人们不敢大胆地去投资增值，宁愿选择将财富以金银通货藏在家里、埋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