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拒行为的干扰

投资者都假定自己能做理性的投资决策，但是实际上，我们大脑的情感模式往往占主导地位来影响我们的理性决策。因此抗拒行为的干扰至关重要。这和第九章市场心理分析有很大不同。第九章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研究群体和市场的心理，而本节则是从内省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心理偏差是如何干扰自己的投资决策的。研究表明成功的投资者均能够抗拒行为偏差对于投资的干扰。

关于研究行为偏差，这主要是和我们大脑里两套决策系统有关。我喜欢惺际迷航》，里面的两个人物清晰展示了两套系统的冲突。《星际迷航》（Star Trek）里，麦考伊是个感情用事的地球人，永远让情绪主宰着。相反，史波克（一半地球人一半外星人）却一意压制感情，让理性来做决定。麦考伊的方式似乎建立在系统X上。系统X本质上是大脑的情感部分。它处理信息的方式是自发的，而且毫不费力。也就是说，甚至在我们清醒地注意到自己的大脑受到某些信息的影响之前，这些信息就已经被系统X预先过滤掉了。因此，系统X是实际上的缺省选择。系统X以一种相关联的方法处理信息。它的判断到时候往往建立在（外表）相似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因为系统X对待信息的方式，它能同时处理大量的数据。对于电脑狂来说，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并行处理部件。要系统X相信某件事情是有效的，它也许只需要有愿望就够了。

系统C是大脑的“外星人”部分。要使用它，需要慎重的努力。它在处理信息时，讲究逻辑和有理有据。由于它是逻辑性的，所以一次只能走一步。因此，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它是-个缓慢的串行处理部件。要想说服系统C相信某件事情是真的，需要逻辑推理和实验证据。

大脑工作的这种双重系统已经得到了神经学家研究成果的支持。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脑的某个部位去联系某种功能。为了做到这一点，神经学家要求参与实验的人执行一些任务，同时用脑电图、正电子发射断层图、或者后来更常使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对他们进行监测。然后，把这些结论与基础案例进行比较。这些扫描图像之间的差别就标出了大脑被使用的那一部分。

关于这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系统X部件的年龄要大了许多。它们在系统C发生联系之前已经进化很长时间了（表16-1）。

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系统X之所以会是缺省选择，原因可以用进化来帮助解释。我们对情感的需要远远早于对逻辑的需要。以恐惧为例来解释这一点也许最合适不过了。恐惧是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情感之一。通往恐惧的神经之路看上去有两条：--条是又脏又快的小路，另一条是谨慎和理性的大路。它们与思维的两种系统之间的联系应该很明显。

想象你站在一个装着一条蛇的玻璃容器前。蛇立了起来，你感受到了危险，知觉神经接收了信息。从这儿起，两个信号出现了。在小路上，信号被发往系统X（也称之为边缘系统）中的扁桃体和大脑的恐惧和风险中心。扁桃体反应很快，使你往后躲开。

然而，第二个信号（走的是大路）把信息发到感觉皮层，这部分以比较清醒的方式对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就是这个系统向你指出，在你和蛇之间还有一层玻璃。不过，从生存的观点来看，虚假的肯定总比虚假的否定要好得多。

许多人往往认为情感是对事件或者动作的清醒反应。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的大脑对此判断该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或许是悲伤，或许是愤怒，或许是欢乐，或许是其他什么情绪，然后大脑再据此告诉你的身体怎么去行动，比方说流泪、充血、或者呼吸急促。

现代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最早认识正确的传递关系或许是由身体传导到大脑的人之一。詹姆斯认为，大脑对情况的评估实在太快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意识到自己该如何体会。实际情况是，大脑对身体进行勘测，并获取结果（例如皮肤出汗、心跳加速），然后推断出与身体产生的这些物理现象相匹配的情感。

用某个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暂时性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倾向，倾向于信任自己最初的情感反应，“只是后来偶尔地、努力地”纠正这种最初的感觉。比方说，当我们的脚趾顶上了石块或者脑袋撞上了屋檐时，我们就会诅咒那块石头或者屋檐，全然不顾这对避免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无论如何，在我们实际上要做决定时，也许是需要情感的。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由于悲剧性的事故或者比较彻底的手术，大脑的情感部分毁坏了。这些人不但没有成为俗称“经济人”的效率机器，事实上许多事例还表明，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做决断的能力了。他们无休无止地制订计划，但是却从来没有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付诸实施。尽管从概念上“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缺乏感受情感的能力还是严重妨碍了他们的表现。

因此，情感既能帮助我们，也能阻碍我们。没有情感，我们就感觉不到风险；有了情感，我们又无法控制风险引起的恐惧。这就是人类。

心理学家卡美拉（Camerer）等人的理论是，情感的影响要视经验的强度而定：强度低的时候，其影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顾问’的角色。许多理论都认为，人们面临决定时，会使用情感所携带的信息……强度适中时，人们开始清醒意识到知觉和情感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一强度适中的阶段，人们开始观察……自我控制的努力……

最后，当强度甚至更大时，情感可能会非常激烈，在实质上阻挠人们做出决定。没有一个人在开车时“决定”睡觉，但是许多人却睡着了。在强烈的情感动机的影响下，人们常常会说自己“不受控制”……“思维和感情冲突时，后者会赢。这是我们大脑的神经中枢决定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我们非常不善于捕捉自己在情感影响下的感觉，即心理学所说的“同感的冷热缝隙也就是说，当我们放松平静的时候，总是会低估自己在情感激烈时的反应。

不幸的是，庞大的心理学研究数据表明，我们利用自我控制来强迫自己的知觉去压倒情感反应的能力是有限的。每一次自我控制的努力都会减少下一次自我控制的力量。

心理学家鲍迈斯特通过研究，归纳出以下要点：

（1）在情绪压力下，人们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即使这些选择显而易见很不高明。这看上去是因为无法对事情进行彻底思考引起的，而导致这种状态的正是情绪压力。

（2）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人们就变得沮丧，并且开始失去规范自己的能力。尤其是那些自负的人，他们常常在骄傲被打击下很快就沮丧起来，并且急于要证明自己了不起。这种急切的情绪压倒了他们在生活中处事时的正常理性。

（3）许多形式的利己主义行为都需要自我规范。当不能自我规范时，可能在许多方面都会弄巧成拙。例如，在延期的报酬和眼下的快感之间，选择后者。自我规范所依赖的资源似乎是有限的，比如能力和精力，所以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规范自己。

（4）做选择和决定也要消耗这同一种资源。当资源耗尽，比如说在做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人就变得很累，精疲力竭，其后的决定也许就会出现重大失误，或者非常愚蠢。

（5）归属感是人类动机的主要特征。当这个需要受到了阻碍，例如人与人之间的拒绝，人们就不知怎么会停止合理的行为。随着拒绝，不理智或者弄巧成拙的行为越来越常见。

这些要点中有很多也能影响到投资者。设想有这么一位投资者，刚刚经历过一段业绩非常不好的时期。这个投资者很可能在压力下觉得要开始集中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以弥补以前缺失的业绩。他很可能也会觉得自尊受到了威胁，就像上面的第2点所说。这位投资者可能还会开始变得越来越目光短浅，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短期利益上。这些差不多是可以断言的，特别是当以前造成业绩不好的那项投资还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的话。实际上，几乎所有可以被归入心理学上的无理性的元素大概都会大量出现。

了解了行为缺陷后，投资者会感到十分沮丧。有了情感，我们就无法控制自己；而没有它们，我们又无法做出决定。看上去我们注定会围着短期利益转，跟着人群跑。如果我们企图抵抗这些诱惑，就要承受以后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的折磨。情况很不美妙。

然而，并不都是坏的。许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大脑细胞的数量是一定的，它们随着时间而衰败。可喜的是，情况并不如此。我们在一生中完全有能力再生新的脑细胞。

另外，大脑的模式并不是固定的。要理解这一点，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大脑想象成一张蜘蛛网。这张蜘蛛网中的某些丝要比其他的厚实些。大脑使用某根丝的次数越多，那根丝就变得越厚实。而那根丝越厚实，大脑使用它的次数往往就会越多。因此，如果我们养成了不好的大脑习惯，它们就会逗留不去。

然而，我们也有能力重新安排这些小路（神经），这就是大脑学习的方法。对此有一个名称，叫做“可塑性”。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早已注定的，我们可以学习，特别是从行为偏见中学习，尽管这并不容易。

心理学家们用了许多年时间记载和归纳那些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其中一些主要错误出现在各种文化和国家中，具有令人惊奇的普遍性。这些错误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四个常见的原因：自我欺骗，启发简化，情绪，和社会的相互影响（图16-2）。

其中以下是10个最重要的偏见（对于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人的行为偏见的读者，可以参阅行为金融学的著作）。

偏见1：我理解的更为正确，因为我知道的更多

心理学家的调查问卷显示人们最常见的两个偏见是过分乐观和过分自负。比如问：你的开车技术要比一般人好吗？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平均水平要好。过分乐观和过分自负往往来源于控制的幻觉和知识的幻觉。

知识的幻觉是指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预测会随着更多的有息而更为准确。这个错误想法太危险了，以致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大声疾呼，"发现新事物最大的障碍并不是疏忽，而是知识的幻觉。”真相很简单：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就等于更好的信息。与其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信息，不如说是你怎么使用信息。

心理学家斯洛维克有个经典案例。他给8个经验丰富的赌马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是很普通的一个关于一匹赛马的历史资料表，比如负重、赢的次数、不同条件下的表现等等，一共有88种变量，然后要每个赌马人按照重要性来罗列这些信息。完成这一步后，这些参与者又拿到了40场以前比赛的数据，并被要求挑出每一场的前五名赛马。而那些历史资料数据也以依次递增的方式发给了每一个人。5种、10种、20种、40种，每次都要求他们选出5个最重要的。因此，每个参与者对每一场比赛的结果有4次预测——每一组信息都要来一次。对于每次预言，都要求参与者给自己对自己预测的信心打分。

实际结果是随着信息的增加，准确度基本上是一条平直的线，显然与参与者所掌握信息的多少无关。但是，看看这些赌马人的信心度吧。5种信息的时候，准确度和信心度相当接近。然而，到了40种信息时，准确度仍然还在15%左右，但是信息度却已经飙升到了超过30%。因此，更多的信息并不等于更好的信息，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使用它。这个事实并没有就此使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们停止疯狂地积累比对手更多的信息。

心理学家还有一个关于股票投资的研究。参与者每个月都被要求从两只股票中选出他们认为表现会更好的那只。所有的股票都是众所周知的蓝筹股，参与者得到的信息包括股票名称、行业、前12个月的历史表现。参与研究的人分两组，一组是外行（心理学的本科生），一组是专业投资者（投资经理、分析师、还有经纪人）。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参与者都被要求说明对自己预测结果的信心度。坏消息是，两组人的预测结果都比纯粹的撞大运还要差。也就是说，你用投硬币的方法都能赢他们。更糟糕的消息是，专业人士实际表现比外行们还要差了一大截。例如，当专业人士100%肯定自己正确时，他们实际上只有不超过15%的时间是正确的。这正好符合了心理学家们收集到的一大堆证据，那就是，专家们也许比不是专家的人知道得更多，但是他们与此同时也往往比那些不是专家的人更加自负。

参与者还被要求给自己在决定时所做的努力进行排名。外行们实质上全靠猜，不过也受到以前的价格表现影响。与此对比的是，专家们却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知识选择赢家。

控制的幻觉是指人们深信自己对不可控事件的结果有影响力。例如，人们会多花好几倍的价钱买一张自己挑选数字的彩票而不是普通的随机产生数字的彩票。人们更愿意在一枚硬币被扔之前下赌注，哪怕扔过的硬币是被遮挡着的，就好像他们能在硬币被扔在空中时施加影响似的！这里信息再次起了作用。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就往往会感到自己越有控制力。

偏见2：大的就是重要的

每一个信息都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衡量：强度和分量。这两个角度混淆在一起，很容易就会导致反应过度和反应不及。例如，假设你面试了一位潜在的雇员，他/她给了你一些作为参考的资料。其中有一封推荐信，信中对这位潜在雇员在凡乎人生每一步的表现都充满了赞誉。可惜的是，这信是此人的母亲写的。

这个信息所涉及的那些金光闪闪的优点显示了它的强度；但是它的分量却很轻，因为它的来源是一个具有高度偏见的作者。

心理学家特沃斯基和格里芬在1992年发现，高强度和低分量混合在一起，一般来说会导致过度反应；而低强度和高分量的混合则容易导致反应不及。

投资者似乎常常弄不清楚信息的这两种元素。例如，当一家公司宣布发放或者取消一次股息的派送时，投资者往往反应不及。他们错误地对待这个信息。卖际，股息方案改变的分量非常重（管理层对股息方案的改变是不会轻描淡写的）。然而，它的强度同时也往往很低，因为投资者（错误地）没有把重心放在股息上。

相比之下，投资者似乎继续在对公司创出了历史新高的业绩增长表现出过度的反应。投资者似乎宁愿对一家公司的历史业绩有极大的信心，也不去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可能有的前景上。

偏见3：只看我想看的

设想下面一个情形：你面前摆着四张牌，每张牌都有一个字母数字的标志。里面有E、4、K、7。如果我告诉你，假如一张牌的一面有一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面就应该有一个偶数。要想知道我说的是否是实话，你应该翻开哪一张牌？

花时间想一想。许多人选择了E和4，而正确的答案却是E和7，只有这两张牌才可能验证我是在说谎。如果你把E翻过来，看到了一个奇数，那说明我说谎了；如果你把7翻过来，看到一个元音字母，那么你也知道我说谎了。而翻4的话，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一一如果它的那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你不过是发现了一个符合我描述的信息，但却无法证明它；如果它的那一面是辅音字母，那么你也证明不了什么。我最初说的是一个元音必有一个偶数。我没有说一个偶数必有一个元音！

因此，为什么我们会被拉向E和4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那就是寻找那些认同我们的信息。这种对认同而不是反驳的渴望就是所谓的“确认偏见”。当卡尔•波普（Karl Popper）撰写他的科学哲学时，他说，验证一种观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形成一个假说，然后用剩下的所有时间来寻找一切不同意此观点的信息。可这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方式。我们往往会形成一个看法，然后用剩下的时间来寻找所有使我们看上去很正确的数据。

我们的天性倾向于聆听那些附和我们的人。听到我们自己的观点反馈给自己，这种感觉很舒服。我们得到了那种模糊的、暖洋洋的满足感。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做出最佳决定的最好方式。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和那些最反对我们的人一起坐下来。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这种结果发生的几率极其渺茫），而是要引起对反面看法的注意。我们应该从反面看法中寻找逻辑错误。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如此肯定地努力坚守自己的看法。

这么做还有一个附加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染上了“敌对媒介之偏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寻找那些附和我们的信息，而且在看到那些不附和我们的信息时，常常会认为那种信息来源是带有偏见的。

偏见4：正面就是技巧，反面就是霉运

我们的自尊相对来说比较脆弱。保护这个自我形象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自我贡献之偏见”。这种倾向性把好的结果归功于技巧，把坏的结果纯粹归咎于霉运。这是投资者在学习中很容易遇到的主要限制之一。这个武器使我们不把错误认作错误，因此常常使我们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要与这个问题作战，需要建立决策的矩阵图。只有把结果和我们的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理由相互参照，我们才能指望弄清楚哪儿是运气，哪儿是技巧。也就是说，我的正确是建立在正确的理由上，还是虚假的理由上？要应用这个矩阵图，我们必须要有自己所做过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背后的理由的记录，所以记住把它们写下来。

偏见5：我早就知道

投资者遇到的最危险的偏见之一，就是“马后炮”。它指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即我们在事情发生后，都很确实地肯定自己在它发生前就已经知道了。在投资者中，关于这种偏见最好的例子，就是2007年的中国股市泡沫。每个人都坐在那儿说，他们早知道那是泡沫一一他们往里面投资过，而他们知道那是泡沫。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能够预测过去，那他们当然很可能会非常肯定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因而，马后炮是导致过度自信的一个很大原因。马后炮是最危险的偏见之一，因为在读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后，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你会站起来，边走边说，“嘿，有点儿意思……我早就知道！”

偏见6：不相干的信息作为投入也具有价值

我们面临不确定性时有一种倾向，会抓住一些不相干的信息作为支柱。这常常是在一种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发生的（系统X的一个典型特征）。

“锚定”的经典案例来自心理学家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那篇获得诺贝尔奖的文章。他们请人回答一般知识范畴的问题，比如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在参与者回答前，在他们面前转动着一个有数字1〜100的幸运转盘。作为心理学家，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把转盘设置了一下，使转动的结果不是10，就是65。然后他们就问参与者们，要他们说出自己的答案比转盘的结果低还是高，而且还要说出自己的实际答案。看见轮盘数字是10的那组人的中间值是25，看见轮盘数字是65的那组人的中间值则是45！实际上，人们在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时，会抓住不相干的东西定位。至于这道题的答案么，目前正好低于20%。

锚定效应显然对评估有影响，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坐在屏幕面前，价格从早到晚在冲着我们不停地变换。抓住当前的市场价格来定位，这实在太容易了。大券商分析师常常很怕宣布那些和当前的市场价格相差悬殊的目标价格。即使模型显示差异大，分析师也倾向于被锚定而修改模型以适应现有价格这个锚。锚定的程度受到船锚特点的影响，也就是说，船锚看上去越相关的话，去抓住它的人越多，即使不相关的锚也往往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候这个锚碰巧锚对了，还可能会被神化。

管理学专家诺斯卡拉夫和尼勒指出，房地产经纪人在给房屋定价时，也染上锚定效应。他们带两组房产经纪看了同一所房子，并且给出了一模一样的信息。两组房产经纪人获得的信息中，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最早挂出的价格。然后这两组房产经纪人就被要求提供一组不同的价格。两组人之间的差别平均超过了12%，尽管他们看的是同一所房子。

从总的市场前景来看，船锚都可能是哪些东西呢？价格成天在对着我们变换一一电视广告、报纸内页、股票价格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下面滚动、股票分析师的电子邮件、房地产买卖、等等。投资者似乎一把抓着这些价格的幻象，错误地把它们等同于价值。当然，我们可以防止这样错误，使用评估的与此反向的评估模型。把市场价格里暗示增长的那部分完全剔除了，然后评估是否有真正增长的可能。

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的著名文章“Hidden traps in decision making”提供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建议，投资者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有意识地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避免锚定效应造成的决策偏差呢？

偏见7：我可以就它看上去的样子做出判断

下面的例子是行为金融学经常采用的例子：设想以下情形，琳达31岁了，单身，快言快语，非常聪明。她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非常关心关于平等和歧视的问题。那么，琳达在银行工作，和琳达在银行工作并且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这两种情形，哪一种更加可能呢？

不知怎么，非常奇怪的是，许多人都选择后者。可那根本不可能成真。第二个选项是第一个选项的子集，而一个子集永远也不可能大过部分包含它的那个集合。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人们判断事情依据的是它们的样子，而不是它们的实际情况。这就叫做“代表性”。在琳达的例子中，人们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即琳达在银行工作并且是一活跃的女权主义者，是忽视了一个基本比率，那就是在银行工作的人肯定比既在银行工作又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的人要多。

代表性在投资中有许多应用。例如，投资者们是否认为好的公司就是好的投资对象呢？如果是，那么就有了一个潜在的“代表性”案例。投资者们常犯“代表性偏见”。比如，一个偏见就是对那些5年出现高增长的公司，他们预测会在以后的5年内持续有很高的增长。他们实际上看的是公司的历史业绩，并以此推出这家公司以前极好，因此会继续好；或者这家公司一直都是很糟糕，以后也会是。这个逻辑和琳达那个问题完全一模一样。但从大概率上，业绩存在均值回复。收益增长在一个5年期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回归均值的过程。均值回归的几率非常高。低增长的投资组合和高增长的投资组合所创造出的长期收益几乎一样多。投资者们判断那些公司的依据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而不是它们伴随增长的收益基础会如何延续自己的竞争力。

偏见8：这和我的记忆不一样

我们的大脑不是超级电脑，甚至连一个比较好的档案柜都不是。然而，我们却往往都认为自己的记忆很完美，就像是明信片或者照片那样。心理学所揭示的真相是，记忆是大脑的一道程序。这道程序中的环节之一是真相，可那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的主要环节。一般说来，人们回想起更多的是那些生动的、广为人知的、近期的信息。

另外一个事实也增强了“近期效应”，那就是人们宁可依赖自己的经验，也不依赖统计和他人的经验。有一篇论文“信息丛林中的经验之树”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显示，即使所牵涉信息的相关度和重要性都相等，人们常常会给予直接经验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说，即过分重视直接经验的一个原因是“情感的作用……直接体验的信息激发了情感反应，这是许多其他信息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人们用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评估事件的可能性，他们很可能就会过于重视那些自己体验过的实际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低估那些他们没有体验过的。”事实上，在研究者的一个实验中，他们发现，人们分给个人经验的比重是他人经验的两倍！所有这些信息都意味着，投资者的经验在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中起了决定作用。

信息的情感作用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3年提供了一个例子。他们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就英语中含有K的普通词汇来说，K一般会是起始字母还是第三个字母？”抽样人群有152人，其中有105人认为词汇以K起头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以K为第三个字母的词汇大约是以K起头的词汇的两倍。然而，因为我们索引时总以第一个字母开始，所以更容易想起它们。

投资者总是寻找那些大的触发性事件。但是这么做的过程中，投资者们常常就错过了那些新闻小碎片积累起来的作用。市场中每一次极其微小的踌躇都可以找到一些理性的解释，这一奇谈永远能得到媒体的帮腔。

偏见9：如果你说它会这样，那就一定是真的

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常常会犯简化架构或者架构依赖的毛病。也就是说，我们根本看不透把信息呈现给我们的那种方式。对于一个问题，只要以不同的框架去套它，那么任何一个比较好的民意调查人员都能够从中提取出想要的答案。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简化架构的典型例子：

假设你在为应付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测这种疾病将会使大约600人死亡。有两种与此疾病做斗争的方案提了出来以供选择。对这两个方案的整体科学评估如下：

（1）如果使用方案A，那么会有200人得救。

（2）如果使用方案B，那么有1/3的可能600人全部得救，2/3的可能无一人得救。你偏爱哪一种方案？

当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问这个问题时，他们发现72%的人选择方案A。但是现在用这个同样内容的另一种评估结果来考虑一下吧：

（1）如果使用方案C，那么有400人会死亡。

（2）如果使用方案D，那么有1/3的可能无人死亡，2/3的可能600人全部死亡。

这回，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只有22%的人选择方案C。那些敏锐的人当然会很快看出，方案A和方案C是一样的，方案B和方案D是一样的。可是，把问题呈现出来的方式却产生出了这种偏爱结果相反的怪事。

架构的重要性很可熊是由于认知的局限。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巨型电子计算机，它们在处理信息时能力有限。尤其是我们很容易就会染上视而不见的毛病。这种现象是指人们的注意力在被某些别的事情占据后，即使眼前发生的事情，也会看不见。

偏见10：亏损只有兑现了才是亏损

假设你两三年前花150元买了一瓶酒。这酒在价格上增值了许多，如果把它拿去拍卖，大概能值1500元。你是准备把这瓶卖了呢，还是去再买一瓶？最常碰到的回答是两声响亮的不。当面临这样的情况时，人们一般都既不愿意买也不愿意卖。

这种无为的惰性就是所谓的“现状倾向二它是“赋予效应”的一个例证。简单地说，赋予效应就是对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你会开始比其他人赋予它更高的价值。

要展示赋予效应，经验性的方法相对容易。典型的模式是，比方说，随机给予半个班的学生一个杯子。然后告诉班级，说准备组建-个市场，有杯子的同学可以把杯子卖给没有杯子但是想要杯子的同学。可以推测，既然杯子是随机发出去的，那么大约有一半的人会愿意交易。因此，预测的交易量是50%。然而，这样的市场中的交易量通常都只是预期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许多实验中，实际的交易量大概仅仅接近10%！缺乏交易的关键在于卖方和潜在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那些分到杯子的人愿意卖出的平均价格是5.25元（即愿意接受的价格）。那些没有杯子的人愿意付出的购买价格却不超过2.50元（即愿意付出的价格）。

因此，卖方尽管得到这杯子只不过才几分钟，但所有权已经使他们提出了两倍于买方愿意付出的价格。所有权似乎极大地扭曲了人们对于价值的看法。

这种赋予效应是来自不愿意买还是不愿意卖呢？要评估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把第三方参与者引进市场。不再只有买方和卖方了，实验者还引进了“选择方”。和前面一样，杯子随机发给了班里的同学。有人问卖方是否愿意卖出他们的杯子，提出的价格从0.25〜9.25元不等。也有人问买方，他们是否愿意以同样范畴的价格购买这些杯子。而第三方，那些选择者们，虽然没有分给他们杯子，但要求他们对每个价格都做出选择，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以此价格购买一只杯子。

理论上说，选择方和卖方的处境完全相同：都要在每个价格和杯子之间做决定。两方之间唯-的区别，在于选择者并没有在实际上拥有杯子。然而，理论并没有多大意义。在三个不同的大学进行的三次不同的实验中，选择方的行为似乎更为接近买方，而不是卖方。实验报告说，选择方的价格一般要高于买方的价格（平均高出大约50%），但仍然远低于卖方的价格。

卖方的价格平均要高出买方愿意付出的购买价格将近三倍，高出选择方愿意交易的价格将近两倍。

这说明了，赋予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所有者不愿意和自己的所有物分离的缘故，即使他们也许实际上也才拥有这件东西几分钟而已。

下次在考虑一家公司时，想想这些效应吧。如果你已经有了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你也许真的会给它们按上一个超出实际情况的价值，就因为你已经拥有它们了。你很可能会去参加一个和管理层的会议，想让他们解除你所有不必要的顾虑。而管理层当然永远也不会多说什么，他们只会告诉你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是很棒的一项投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从来不去和公司相见。

我们参加那种会议时，并不是持着怀疑的态度，想着“除非我听到什么能切实地改变我的看法，不然我会卖掉这只股票”，而是往往在寻求那些认同我们立场的信息。在我们已经拥有这只股票时，这个立场一般都是：“我要持有这只股票。”

现状偏好和赋予效应，这两者都是一个更为广为人知的问题的一部分，“损失厌憎”。心理学家很久前就提出，人们往往更加在乎得与失本身，而不是得与失的程度（直接违背了一般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们还发现，由于人们对蒙受损失的厌恶远远超出了对获利的喜悦，而且在亏损的情况下愿意赌博，所以投资者会持有那些价值已经亏损（相对他们的买入点来说）的股票，而急于卖掉那些价值已经上涨的。实际上，他们认为，人们往往会经营亏损而扔掉获利。这种心理已经以“处置效应”而为人所知。

金融学教授奥迪安研究了自1987〜1993年大约10000个账户的交易数据。每个账户的每一笔买卖都有记录。奥迪安发现，投资者持有亏损股票的中间期限是124天，而持有赢利股票的中间期限是102天。他还计算出了亏损实现的比例（即占所持有的全部亏损股票的比例）和获利实现的比例（占所持有的全部赢利股票的比例）。奥迪安发现，那些个人投资者平均卖出了15%的获利股票，而仅仅卖出了9%的亏损股票。也就是说，个人投资者们卖掉一只获利股票的机会是卖掉一只亏损股票机会的1.7倍。

持有一只亏损股票最常见的理由之一，是相信它会反弹回去。触发这一想法的，是一大堆心理弱点，从过分乐观和过分自负到自我归因的偏见（把好的结果归功于技巧，把坏的结果纯粹归咎于霉运）。奥迪安决定调查一下，看投资者对他们继续持有的亏损股票所下的赌注是否正确。可惜的是，他发现被卖掉的那些获利股票表现的要比这些被持有的亏损股票好，它们的回报每年平均要高出3.4%。

专业投资者们对这种发现常常表现出很大的蔑视。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行为金融学所有的这些胡说八道都只对散户投资者有效，对他们并不适用。这似乎正是那个关键行为特征的典型例证——过分自负。只是很可惜，这种过分自负看上去用错了地方。金融研究者安德鲁•弗兰兹尼调查了机构投资者，特别是美国基金经理的行为，发现即使经验如此丰富，这些专业人士们似乎仍然没有摆脱“损失厌憎”。

弗兰兹尼分析了共同基金在1980〜2002年之间的持有和交易。他的最终样本有将近30000个美国国内的共同基金。正如奥迪安，他发现专业的资金管理人似乎也有“损失厌憎”。那么多的基金中，他发现有17.6%的赢利被兑现了，而只有14.5%的亏损被兑现。因此，专业投资人士卖出赢利股票的机会是其卖出亏损股票机会的1.2倍。而且，弗兰兹尼把分析更进了-步。他用过去12个月的业绩给这些共同基金排行。结果显示业绩最好的基金是那些亏损兑现率最高的（即对损失的厌憎程度最轻的）。表现最好的基金砍掉获利的机会要比砍掉亏损的机会少1.2倍。表现最差的基金把亏损兑现掉的比例是最低的。实际上，表现最差的基金显示出J'和散户投资者几乎相同程度的损失厌憎，他们卖掉获利盘的机会是卖掉亏损盘的1.7倍。

对于损失厌憎的有力证据，要提请投资者们多加关注。怀着所有的偏见，每个人可能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能够抵抗损失厌憎。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实是，我们似乎都可能染上对损失的恐惧。对于任何成功的投资来说，克服这一点是首要的。

上述10个偏见是投资者们在决策时常碰到的最主要的行为绊脚石。我们也许可以试一试下面的15条规则，以避免被它们匆忙绊倒：

（1）这些偏见我有、你有、大家有。

（2）你的所知比自己认为的要少。

（3）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客观事实上，而不是听故事。

（4）更多的信息并不等于更好的信息。

（5）对一则信息，要想一想它是高强度低分量，还是低强度高分是。

（6）寻求那些不认同你的信息。

（7）你的失败并不只是由于运气差；验明错误以提高成绩。

（8）你并不是一直都知道，这只是你认为的而已。

（9）如果你无法消除偏见，那就以偏见对偏见一我们都知道人们会抓住不相关的信息来定位，那么就让我们用相关的信息来代替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建立起一个敏感的价值框架。

（10）判断事情时，要看它们的统计结果，而不是它们的样子。

（11）不要过分看重自己的个人经验。

（12）大的、生动的、容易回想的事件并不真是你所以为的那样。

（13）接收一则信息时不要停留在表面，要仔细思考一下它是如何被呈现给你的。

（14）不要只是因为自己拥有某件东西，就赋予它更多的价值。

（15）把你的亏损盘砍掉，持有你的获利盘。

当然，这些看上去也许都很显而易见。它们有点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在投资中配合最好的心理实践，这要求你从每日那逼人的市场喧嚣中退后一步，懂得如何把心理学上的发现应用到自己的实际行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