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

在经济增长中，人口的年龄分布与未来变化趋势被看作是决定宏观的流动性、建设周期、城市化和中观的工资、成本与利润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人口在不同年龄的收入、消费和投资特征与趋势决定了不同的消费特征和资产类型变化。其中，婴儿潮、新增劳动力变化、总量劳动力和人口趋势三者最有意义。

一、婴儿潮带来的消费与投资变化

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初次参加高考是19岁：初次就业年龄是22岁；城市平均结婚年龄，女性25岁，男性27岁，全国则是24岁左右；女性生育高峰期是26岁；结婚生子阶段是购房高峰期，需要父母帮助；30岁之后孩子上小学，此时身体健康，会成为工作的骨干，开始有积蓄，因此会逐渐改善生活，并且投资意识开始觉醒（要为将来孩子上学、买房出力，并且要为自己将来养老和医疗增加收入）；由于孩子会再结婚和再生孩子，因此，对成年人而言，其消费的顶点将出现在47〜49岁（这时候的消费主要是购买房产，改善性消费已过）；50岁以后，逐渐开始对健康保健的需求增加，退休后则在旅游和医疗上支出更大。

美国的人口消费也有同样的规律，美国人消费的最高峰大概是48岁。因此，人口的变化对投资方向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二战后的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1961年，其消费高峰大约就在2009年，跟次贷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最激烈的2008年只相差一年。

新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生育高潮分别是1954年、1963年、1987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第一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54年，出生2232万人，此后逐渐减少，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1年，出生人口只有1193万人，比高峰时少了1000万人。第-轮人口出生高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2年。1985年前后，经济增长略放缓。

我国第二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1973年。1962年出生人口2437万，1963年达到顶峰2919万。但1964〜1973年，每年都维持着2400〜2700万的生育人口。这12年，中国出生人口3.14亿，可以说是人口爆炸。这3亿人出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时，也正值中国经济逐渐加速的阶段，但全社会积累仍然不足。

1962年起出生的人群从1984年开始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而其顶峰出现在1987年。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2549万人，比24年前的人口顶峰时期减少了400万人。不过，也正是“婴儿潮”一代的生育，才造成中国第三轮人口出生高峰，1985〜1993年，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人。

根据这三个高潮期，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1987〜1989年，是中国物价上涨较快、社会问题较多的时期。因为1963年前后出生的人口在这个时候恰好进入结婚生育时期。结婚潮带来了严重的住房紧张，生育潮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匮乏，加上社会价格转轨期间的腐败盛行，问题就显得格外多。

1990〜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萧条期，但婴儿潮时期的人口继续大规模结婚生育，对社会物质财富的需求进入蓬勃时期。于是，在小平南巡的契机下，从1992〜1994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而1994年，恰恰是婴儿潮时期的青年结婚生育的最后一年。1994〜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也恰恰是在这期间，结婚生育人口比1994年之前每年要减少700万人左右。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重新加速。1962〜1973年间出生的人口进入了28〜39岁的年龄段，他们结婚生子之后，没有再生孩子的压力，逐渐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对购房、买车的需求逐渐提高。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他们带来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

但他们这一轮的消费浪潮将在孩子结婚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他们的孩子，出生高峰点是1987年，结婚的高峰将出现在2009〜2012年。也就是说，22~25岁是这批年轻人结婚的主要年龄段。所以，为什么2008年房价下跌后2009年会增长得那么厉害？因为1987年出生的2500万孩子要在这一年前后买房子了。他们也许买不起，但他们要靠父母。他们这个时候几乎没有选择。

如果看一下人口曲线图，我们不难发现，买房子的人口在2008〜2011年恰好达到阶段高峰，而顶峰将出现在2010年。到2012年才会从高峰下降，减少100万人以上。而且，这次下跌，将可能长期没有反弹，因为结婚需要房子的人将一年比一年少。2017年后，每年需要买房子的人将比2010年减少400〜500万人。更重要的是，1987年婴儿高峰出生的人们，他们的孩子将不再需要新的房子了。

长辈需要照顾晚辈似乎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导致中国成年人最高消费时列体现在孩子结婚的24岁和再生孩子的26岁。也就是说，对成年人而言，他们消费的顶点晶出现在47〜49岁。

能支持中国人上述消费习惯的，是经济发展的脉络。1990〜1995年，中国处于22岁年龄的人群合计达到1.5亿人，每年平均2500万人。到1996年，这个人群开始下降到2163万人，1997年只有2043万人，1998年1798万人，2001年进一步降低到1676万人。这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谷。随后，房价之所以逐渐上升，正是因为22岁的年龄群迅速回到2000万人并保持了4年之久，2007年跃升到2145万人，2008年跃升到2320万人，房价也正是在这两年暴涨。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后半期房价下跌，买房者观望了小半年，发现中国的刚性需求太强，所以房价转身向上。2009年，这个人群创下这一轮的最高点，2451万人，房价就创下历史新高。那么，2010年人群2389万人，2011年2341万人，而预计2012年为2319万人，2013年下降到2199万人，2014年2064万人。

而中国33〜40岁的人口增量决定投资意识，这会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因此，1996年起房子不太景气，经济也不太好，但股市会涨，1996〜1997年，最大年龄群是33〜34岁的人群，也就是1963年出生的第一代婴儿潮的人口进入了投资的高潮期。2006年，1972年出生的人群也进入了33岁的年龄段了，至此，1962〜1973年期间出生的人全部进入投资时代。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的新一轮大发展开始了。从这一年开始，有能力投入股市的人群（33岁以上）达到了3亿人，中国的开户数因此达到1亿户。值得注意的是，上一轮婴儿潮的低谷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只有1715万人。按照死亡率推算，到2012年，这批人满33岁，大约有165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股市的新增力量将在2012年达到最低水平。当然，这种下跌未必持续很久，因为数据显示，2014年起，新增33岁人口再次回到接近和超过2000万人的水平，并可延续到2020年，从此开始走长期的下坡路。

值得注意的是，到2022年，1962年出生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实际上在进入50岁后（2012年），消费高峰期已过，但收入比较稳定，消费将逐渐转向健康品和奢侈品，投资的力度趋弱，投资的风格也趋向保守。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医药产业和老年人服务业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的20年。第一代婴儿潮的人群进入了健康品消费时期，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将达到1.8亿人，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8%。

二、劳动力和人口总量的测算

婴儿潮是新增人口，具有边际意义的重要性（特别是把握消费变动和投资变动趋势），而劳动力和人口总量变化则对经济发展大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人口的总量数据进行统计和预测，需要设定总和生育率（由于总和生育率没有一致观点，我们设定高、低两个方案）来预测中国人口变动情况。

低方案：也就是在总和生育率为1.4的情况下，从预测结果看，我国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在2013年迎来人口红利的最低点（人口负担比最低），2013〜2016年迎来劳动人口总数的最低点，2021年迎来总人口的最高点。老龄化率以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2050年达到45%（图1-2〜图1-4）。

高方案：也就是在总和生育率为1.8的情况下，该方案下，总人口数将在2033年达到峰值（图1-5），而劳动人口数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人口负担率最小值在2015年。人口老龄化在2000年步入老龄时代后，逐年提高，60岁以上老人在2050年占总人口比将达31%（图1-6，图1-7）。

从高低两种方案看，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时代，并且未来将分别迎来人口负担率最低点、总劳动人口和总人口最高值。这些将对社会的生产、消费、工资、储蓄等的改变有着深刻影响。

很多人口研究方面的学者对2020年后的世界属于印度深信不疑，主要是因为印度的老年抚养比要比中国轻松得多，到2028年才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到2050年也只有20%（相当于中国2023年的水平）。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黄金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另一方面是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多年。中国1979年进行经济改革，而印度1991年才进行经济改革。巧合的是，中国1979年的时候18〜35岁黄金年龄劳动人口为2.6亿，而印度1991年这个年龄段人口也是2.6亿。1991年的时候，中国18〜35岁人口比印度多出1.2亿，这种差距一直保持到1997年，使得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占尽优势。但中国从1997年开始，这个年龄的人口开始减少，而印度仍然快速增加，两国差距越来越小。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印度18〜35岁人口首次超过中国；到2023年，印度黄金年龄劳动人口比中国多出1.3亿。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将越来越弱，而印度却将越来越强。

三、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投入变量，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低教育素质的劳动力（主要体现在农民工）进入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不过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显示中国的刘易斯第一拐点逐渐显现（图1-8）。“刘易斯拐点”，一般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市化过程的结束和劳动力成的上升，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这个拐点对一国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一拐点也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转折。如何把握和分析这一拐点将是决定中国下一轮10年增长周期的关键，也是考虑中国新一轮经济布局的一个切入点。

民工荒的根源在于“民工人口红利”的提前消失。民工的来源，早期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后来的补充力量主要是农村青年初中和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所致。20世纪90年代，城市开放后不久，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率先走出来，形成了中国早期的民工潮。一直到2000年之前，民工的主要来源还是深度挖潜。但从2000年起，初高中毕业生成为民工的重要来源。

1994〜1996年这三年期间，小学招生每年都超过2500万人，三年合计7594万人，是中国小学招生的历史最高峰。这些孩子入学后在2003〜2005年陆续初中毕业，在2006〜2008年高中毕业。此间高中毕业生有2350万人。也就是说，2003〜2005年的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的年轻人合计有5244万人。这些人口（三年逾5200万人），就成为进军城市的主要后备力量。此外，2003〜2005年间大学招生人数1334万人，而此间高中毕业生有1666万人。也就说高中毕业生有333万人没有上大学，也成为低素质劳动力的后备力量。

由此我们可知，在2003〜2005年间，农民工的供给数量达到高峰，先后有5530万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再升学，而选择了回乡务农或者回家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年轻人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中超过9成的人是初中文化。

到2008〜2010年，也就是他们初中毕业5年后，这些年轻人到了21岁左右，在农村进入适婚期间，很多女孩子因此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很多男青年也回家奉命成婚。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工要回流农村。这是供给不足的一个原因。

而在2008〜2010年，我们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计算的农民工后备人才是3630万人，比5年前整整减少了19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00多万人。因为1988〜1990年期间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生育高峰期，那三年累计出生人口超过7600万人。但5年后的1993〜1995年出生的人口只有不到6300万人，减少整整1300万人。同时，进入21世纪后，初高中入学率提高了，大学招生人数也大幅度提高了，由此使得初高中毕业后必须就业的人口大大减少。因此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就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在经济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后备人才青黄不接，由此造成了民工荒。

从2010年开始的10年内，我们再也见不到农民工人口大规模上升了。劳动力供应将陷入长期不足的状态。比如，2013〜2014年，初中毕业生每年平均只有1700万人，但高中招生人数将超过100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将只有700万初中毕业生加入到农民工后备力量，其中还有差不多一半将是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不超过400万人。这两年的高中毕业生不能上大学的每年也不过300万人。两者合计，后备人才将只有1000万人，比2003年的高峰期减少了800万人，且真正的农民工数量估计要减少差不多1000万人。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2010年起，1950年后的出生人口进入退休高峰期。1950〜1959年，中国出生人口超过2.01亿人，每年平均超过2000万人。根据2004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这个年龄段存活人口1.76亿人。他们从2010年开始退休，-直到2019年，每年退休人口将超过1600万人。

一方面，退休人口超过1600万人，需要靠1992年后出生的人口接续，而中国人口恰恰从1990年开始逐渐减少，到2001年已经不足1700万人。根据趋势推算，大约到2017〜2018年，中国新增劳动人口将转为下降，人口红利彻底消失。

所以，2010〜2018年，将是农民工工资必须不断上涨的时期。这种上涨，也将推动中高收入人群的工资进一步上涨，因此未来10年中国也将迎来较高的通货膨胀时代。劳动力人口的变化有很多积极意义。比如，农民工待遇上升将成为趋势。其次，企业将被迫投入更大精力进行技术改造和科研创新。中国的世界工厂的角色将发生改变，“中国制造”将被迫转为“中国创造”（图1-9）。

长期以来，由于低廉的农民工的存在，企业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只要通过“压榨”农民工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超额利润，谁还有积极性去创新呢？现在，农民工收入提高后，企业为了保持其竞争力，将不得不从内部挖潜，这有利于中国创造的成熟。同时，这将促进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学的科研人才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再次，随着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全社会收入总水平上升，消费能力提高，有利于中国消费接续投资，成为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新的推动力量。

但中国的人口特点也面临重大的增长模式转换压力。根据各国经济研究，我国将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库兹涅茨倒U形分配曲线、产业转移、国际投资等一系列新的转变。从这些转变点和现在的经济形势看，我国的战略压力有（图1-10）：①从短期5年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使得我国在2001〜2008年赖以快速增长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面临转变；从技术创新周期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周期调整将会长达5〜10年，这也意味着我国外贸急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必须转移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来；②刘易斯拐点形成后，我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非良性通货膨胀压力，这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决定了中国是步入发达国家，还是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③人口老龄化阶段后，我国面临着总需求减少、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等问题。

这种倒逼机制的存在，使得投资者在寻找我国未来10〜2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时，变得非常清晰；认清楚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战略性应对方法，也就把握住了我国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刘易斯拐点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后者则要求在其到来之前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达到一定的富裕水平，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我国的人口年龄段结构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时期的到来给中国的战略调整时间都很短。

1. 推迟刘易斯拐点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和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农村一级。就城镇来讲，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10年后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对我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来讲，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就是使农村一级人员不断向城镇转移，推迟刘易斯拐点到来。

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改革：①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转让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②进行产业国际、国内转移。国内主要有成渝、皖江、苏北、河南、吉林等产业转移区；国际则以广西北部湾为平台，建立东南亚地区的制高点。③城市发展路径规划、解决二代农民工身份、保障性住房建设、产业升级、人民币国际化。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对农村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容：①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转让；②推进以工带农，以城市带动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二元制经济结构；②推动农民就近就业，加快城镇发展。通过农村的自愿土地经营权流转，完成一个农村规模化经营的“圈地化”运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根据一份调研估算，现有生产手段下一户可耕种50亩地，如果改进生产手段，可以提高到100亩地，与现在的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这一过程是政策指导下的自愿过程。

2. 版略机遇期的策略选择

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已经完全清晰。这一阶段被称为“战略机遇期”，实现的任务就是区域一体化、均衡发展和农村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初步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理性的国家战略选择可以归纳为两个主战略：自愿"圈地运动”和“圆锥形”城乡-体化。

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来自于实现农民的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考虑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和区域不均衡性，我国进入了一般国家城市化规律中的第二、三阶段，即从第一阶段的大城市发展向第二阶段的卫星城市发展和第二阶段的城乡均衡发展的转变。在第一阶段中，一般是大城市像吹气球一样快速膨胀；而第二、三阶段则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快速扩散，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类似于圆锥面的发展，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锥高的高度，锥高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从城市化的路径依赖看，一般出现的是工业化发展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取决于外需和内需两个方面（图1-11）。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的统计数据是每6个就业人中就有一个与汽车产业相关；从我国现在的发展看，汽车时代的开启将有效地拉动整个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的继续发展提供支持。

因此，在未来10年的增长中，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可以保障劳动力的供应，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也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经营效率。在外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圆锥形的城市化发展，可以通过卫星城市的配套吸收大量劳动力，空间位置的改变也将使得汽车作为•种交通工具逐渐普及，进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这两个战略巳经得到政策支持和部署，从战略规划看，2010〜2020年将初步完成这-转变（2013年后会出现加速的城市化进程）。

本节认为从人口出发，未来10年仍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不过值得进步研究的问题是：①日本1990年以后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人口老龄化是否相关？②为什么美国奥巴马总统将医疗体制改革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否和美国婴儿潮代的老龄化有关？③印度仅人口有优势就足够保证其长期发展吗？可以参考的书籍有《下-个大泡泡）〉、《下-轮经济周期》、《日本经济的悖论》、《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证券市场人士研究长期趋势的书很少，丹特的《下一个大泡泡》和《下一轮经济周期》算是可读性非常强的，对技术和人口的分析能够综合运用于长期市场判断，其思路可以借鉴，但是其预测仅作为参考。关于个体消费者的行为研究，可以参考《消费者行为学》类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