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发展的长期动力

很多读者会问“社会发展的长期动力”和股票市场策略投资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用俗话说就是“大趋势挣大钱”，什么是大趋势？作者认为就是社会发展的长期动力造成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时势造就英雄”。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1995年巴菲特和盖茨到中国旅游，途经三峡。巴菲特看到长江纤夫艰苦地拉着自己所乘的船，不禁感叹道：“说不定他们中的一个也可以成为盖茨。但是他们生在这里，注定一辈子以拉纤为生。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而我们有今天的地位纯粹是幸运。”从某种角度来说，天赋与才智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而事业成功的环境更是一种幸运。

比如，比尔•盖茨是1955年出生，美国IT大企业的创始人大都是1955年左右出生。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华尔街处于熊市末期，而IT革命处于初始期（大趋势形成），他们投身IT革命的初始期，因此创立了这些IT的大企业，而过早或者过晚都会丧失重要的机遇期，比尔•盖茨就是最幸运的那个（表1-1）。

在股票市场也一样，即使信奉价值投资，但是格雷厄姆在大的“康波周期”向下的背景下投资也没有什么亮色；费雪则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投资者，因为美国当时制造业面临革命性变革，他选择的很多股票都属于制造业，涨幅惊人；同样信奉价值投资的巴菲特因为其选择的标的消费类股票正好适应了当时美国社会向消费转型的特征而成为股神；比尔•米勒则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科技和网络股而功成名就。

投资具有深刻的社会特征，一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优秀的投资者，有意或许无意，其投资-定符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特征，也就是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大的投资机会永远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趋势中，前沿的变化最终导致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变革。因此识别大的投资机会的核心就是设法理解大趋势。正是大趋势推动变革，推动生产力，并最终带来整个经济的成长和投资机会的涌现。

如何看待大趋势呢？在这方面，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宏观动力学》一书，影响社会长期发展的动力源包括人口变化、权力变化等几个因素，不同的经济学家或者投资者也从不同角度来观察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比如《大趋势》、《第三次浪潮》等）。

我认为，对于任何证券市场而言，最重要的三个大趋势是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只不过，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的组合特征不同，造就的市场机会也就不同。其中，人口变化为社会提供需求变化，并带来收入以及新增投资者，美国学者罗伯特•希勒的研究就表明，美国40岁人口相对20岁人口增加，美国股市的估值就增加，40岁人口相对20岁人口减少，美国股市的估值就下降。另外，人口变化也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有深远影响，比如“刘易斯拐点”。

技术能够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部门，带来企业盈利的（大幅）增加，并且为证券市场投资者带来主题性投资机会（也提升市场和某些技术板块的估值中枢）。在美国，每次行情的龙头企业都是当时技术和业务模式领先的公司，大级别的行情伴随着技术革命的进步。根据《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中扮演积极角色，并且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对市场和产业的影响并不相同。

制度变革。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不仅对于西方世界适用，对于中国这个大范围制度变迁的经济体更为重要。制度变革影响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提升和降低证券市场估值水平（最直接的案例就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而中国的制度变革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单纯使用西方惯常的纯经济分析方法（比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分析框架）很容易失效。对经济和投资的研究不得不要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具备心理学的、中国社会学的、法学的、政治学的知识。

谈到长周期和大趋势，投资者经常喜欢使用“康波”周期（以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并命名）一词，并且认为每轮周期时间跨度一样。但是，时间周期有着广泛的争论，比如有人认为持续56年，有人认为是73年，还有人认为是69.3年等等，实际上这犯了机械主义的倾向。市场本身是无法以某种固定的，凡乎是直线的方式预先决定，并且长波也并非仅是经济周期，而是广泛多的系统现象，其中技术、社会和制度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不同人口、技术和制度的变动趋势可能导致每轮周期时间跨度和阶段特征并不相同。本章就是从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三个维度探讨这些长期驱动力对经济和市场机会的影响，其中人口因素更容易度量；技术变化属于外生变量，波浪式前行并且越来越加速；制度变革往往具有“危机”下出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