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策之欧资撤离

中国对外资有着奇怪的盲目崇拜病。一方面，国内庞大的社会资金找不到出路，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又千方百计以各种优惠条件去吸引外资。比如，一些地方违规给外商"零地价"待遇，以此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然后，再通过抬高住宅用地出让价格来"弥补"，加重了民众的住房负担。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已经完全变味了。

外商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技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和外贸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 1994-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我国GDP将增加1.9%。就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技资每增加1%，可以使外资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约增加1.54%。外贸效应的协整分析表明，FDI的自然对数每变动1个百分点，会带动迸出口贸易总额同方向变动0.475个百分点。

剖但外商投资也有很多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主要进入竞争性的行业或是已经市场化了的产业，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人，减少或取代了国内本将进行的投资，因而这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很可能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流入量。

首先，我国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总体上存在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在竞争性强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中，外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更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其次，外商在我国工业的投资中，大约有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为突出的消费品工业，在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只有40%多一些:同时，外资工业在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我国港澳台商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的比例，影响了技术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延伸。另外，我国持续多年的国内储蓄率大于总投资率的资本净流出说明了资本从总量上已过剩，外资如果没有带来稀缺的"产权优势飞那么必然会造成挤出国内投资的后果。

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使国内资本投资直接减少0.058199% ，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的相关同类企业相比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要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迫使内资企业减少投资。

此外，外商对中国在技术方面始终非常保密，因为他们认为，保持高水平知识资产的优势（这里的知识资产包括技术、管理以及组织技能、销售技能等一切无形资产），不仅能抵消东道国厂商所拥有的诸多便利，还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从而优于东道国竞争对手。

外商在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屏蔽，意味着中国通过优惠政策换取技术的目标远未实现，这大大降低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意义。

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FDI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技术和知识的提升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技术进步，国内和外国投资递减的边际收益将最终制约经济的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FDI利润的汇出已经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到位之后，必将迎来FDI留存利润的大量汇出，这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不受约束的属性，将给我国国际收支安全带来冲击。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截至2009年年底， FDI累计余额已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1 万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没有汇出中国，而是留存国内。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2009年计算所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约为18.6%，依此计算的2009年FDI利润就达到1 780亿美元。

由于目前庞大的FDI余额，其年度利润规模的庞大，已经足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产生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将很快看到，所谓"FDI自身净逆差效应"的出现，即年度FDI新增流入小于年度未汇出利润。这将是FDI对国际收支产生逆转性影响的开始。

显然，盲目吸引外资而歧视内资的错误做怯应该尽快予以纠正了。

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经济的主角交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去担当，给社会资本公平、公正的对待，让它们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投资项目，发挥积极作用。只要民间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弥补外资减少的缺口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并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水平。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对华投资减少都不足畏惧。

必须要明白的是，资本永远向利润高、安全度高的地方流动，外资之所以撤离中国，不仅仅是因为欧债危机，更重要的是，某些腐败、不透明、内幕交易、货币超发等种种弊端，降低了对资本的吸引力。其实，不仅外资在撤离，中国的富人也在争先恐后地向国外移民，同时转移走大量财富。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移民申请共772人，居全世界之最: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2010年中国内地通过投资移民方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数占全部技资移民的62.6%，达到2020人。

在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全球资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充满担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及时加强制度建设，打造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给国内外的投资者带来安全性、归宿感，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资金外流，还能留住本国正在或即将外流的资金，并吸引新的资金到来。

除了上述几点，中国还必须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大幅削减政府投资。

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曾经提出"挤进效应"的概念，即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技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但帕金所指的政府投资主要是在公共事业、社会保障方面，一且政府投资盲目扩张，导致赤字增加，造成的将不再是"挤进效应"而是"挤出效应"。帕金指出，政府预算赤字将会减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挤出私人投资，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埋下种种隐患。

此外，政府盲目投资导致中国的负债持续增加，这与欧洲高福利导致的负债虽然形成原因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可能导致债务危机。

中国必须减少政府投资项目，让民营企业家去做投资，否则，中国最终将因投资过大导致债务持续累积，从而引爆债务危机。第二，加大福利投入。

与欧洲的高福利相反，中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不可能重演欧洲那样的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债务危机，但却导致中国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低福利导致民众缺少安全感，这是制约中国消费、导致内需低迷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中国才能拉动内需，提高抗风险能力，这是政府必须正视且必须尽快解决的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句话，中国必须做好自己——让自己的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合理，让自己的社会保障尽快完善，才能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才能无惧外资撤离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