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的限度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发生，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高福利必然加重负担，但并不必然导致债务危机，只要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对福利开支形成支撑，就能保持一种福利与增长共存的态势。但是，当经济增长下滑，而福利开支上升的时候，资金缺口快速拉大，债务快速累积，就为危机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福利是什么?

福利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

为民众提供公共福利，是政府的职责。

西方国家的福利历史，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济贫法》，其背景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造成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流浪、杀人、盗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致使国家不得不通过立法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同时，由于劳动的价格没有按商品的价格比例上升，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接受教会、社区对其个人或家庭的补助来渡过困镜。而且，在早期的取决于资产阶级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不得不开始采取济贫立法，以摆脱社会动荡，缓和社会冲突和矛盾。

但是，这种救济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或福利，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很小，救济水平停留在较低层面，且对救济对象带有明显的歧视。比如，英国议会在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楼，要求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的贫民，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且劳动极其繁重。同时，凡接受救济者即同时丧失公民权。

19世纪后期，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使俾斯麦政府认识到必须通过积极地改善工人处境来取代鞭子政策。1881年11月，伴斯麦在他起萃的《皇帝诏书》中，提出工人因患病、事故、伤残和年老而出现经济困难时，有权得到救济，并公布了疾病与事故保险以及养老金保险的实施计划，后人称之为"德国社会保险大宪章"。1884年，《疾病保险法》正式实施。它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责任用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济贫措施完成了从社会救济向社会保障的转变。随后，德国又在1884年通过了《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通过了《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撞机国家强制有工作的人参加保险，费用由本人、雇主和国家分担。没有正规工作的人，"品行不端"的人不享受保障，工资越低，领到的津贴也就越少。这三大保险标志着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西方学者评论说：即使俾斯麦不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他于1881年开创并于1889年完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足以为他建立起伟大政治家的名声。德意志社会保障制度为其他国家设置了样板。

20世纪30 年代的西方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催生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失业者、贫困者给予救济，可以剌激消费需求，拉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随着凯恩斯主义被普遍接受，福利作为政府的一项责任，逐渐成为共识。贝弗里奇爵士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必须确定无疑的是国家的职能，就像国家现在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与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贝弗里奇后来提交的报告，规划了未来50年英国的社会保障发展。10英国工党政府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立法，实现了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全面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

1935年，美国颁布的《社会保障法》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截至1940年，有60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家庭津贴等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北欧更是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这种福利模式确立了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以慈善福利为补充的新的福利原则，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责任关系代替了领主和农奴之间、雇主和雇工之间、社团里伙伴之间、家庭中亲属之间的责任关系，和前福利国家的各种福利模式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迎来和平发展时期，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由于军费开支大幅度下降，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去满足公众对福利的需求。这推动了欧洲战后福利的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向高度内涵式方向发展，这也是"福利国家"出现的深层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完成了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就给"福利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集约型经济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福利国家所要求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消费水平，就具备了可能性。因而，可以说归根结底，福利国家是集约型经济的产物。

同时，集约型经济在战后的发展所要求的社会转型，也给福利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这主要是因为，集约型经济要求高质量的劳动者，没有良好的营养水平、培训水平和积极性的劳动者是不符合要求的。显而易见，只有"福利国家"型的资本主义才可能满足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些因素加速了福利制度在欧洲的建立和完善。瑞典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6年的65%。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20%，主要用于军事、国内管理和基础设施: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总支出推高至GDP的46%。福利国家制度在欧洲陆续发展起来，被誉为福利国家楷模的瑞典福利国家模式，曾得到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并被一些西方国家效仿。尽管各国的福利模式和水平不尽相同，但在一般福利社会下，公民均被赋予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悠长的假期以及坚实的产妇和儿童保健等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

高福利制度对于欧洲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限度。

诚如瑞典经济学家阿萨·林德贝克所言，福利无论是就其涵盖范围还是就其构成内容来说，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极限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高福利引起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出现，而在20世纪80年代真正成为问题。

高福利制度是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38.2%。1951~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

另一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1957年，英国、怯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六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开支总额的比重平均为55.3%, 1978年上升到64.7%，20世纪80年代达到70%。

社会福利开支成为政府开支剧增的主要因素。7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各国的经济长期"滞胀"，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而福利开支仍然扶摇直上，造成财政上入不敷出、赤字增加。1973年以前，英国、德国、联邦德国等国财政上均为赤字，至1980年财政赤字已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3.3%和5.6%。不少国家财政上超过临界点，因此被迫借债以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1981年，瑞典的人均国债为8400美元，英国为5400美元，联邦德国为3800美元，法国为1500美元。人们称西欧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

欧元区各国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超支问题可能会被掩盖，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一问题就会凸显并且给国家财政带来支付危机。由于高福利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导致其失业率相对一般国家较高，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等支出上升，但同时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却在下降，这一状况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此外，各成员国货币主权的丧失以及财政主权的受限对各国公共财政产生了紧缩效应，这给各国的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