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痛失的货币霸权

任何一国的货币，若它能够独霸全球，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子，一定有其必然性。

在英镑成为全球霸主之前，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纸币曾经有成为世界货币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可谓唾手可得，但中国白白丧失了这一机会，而此后欧洲的崛起、英镑率先成为世界货币，也与中国丢掉的机会密切相关。之所以反思这段历史，是因为有些错误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而有些策略欧美现在还在坚持，只是方法上变通了一些而已。

中国货币成为全球霸主的机会，从宋代开始就已逐步具备，一直延续到清初。

中国在宋朝已经是世界上位居第一的强国。北宋时期，中国O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北宋时中国人均ODP为2280美元，当时，西欧人均ODP为427美元，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ODP为1250美元。

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仅仅经济增量增长还不够，按照伦敦学派的观点，还必须具备"将财富转化为力量的能力"。

培养上述这种能力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首先，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有对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能力，以及利用海洋实现最佳资源配置，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从历史来看，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现在的美国，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无不与其对海洋资源的强大控制和利用能力有关。

现在仍然如此。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伯纳德·科恩指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进口国与出口国，八国集团成员(G8)都是海洋辖区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怯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中国没有成为海洋辖区国家中的一员（像当初麦金德、斯皮尔克曼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所预测的那样），尽管它在过去的25年里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贸易国家。对大陆导向的中国人来说，山脉和草地而非海洋，才富有对精神灵魂上的神秘吸引力。

中国在宋代的造船技术就已经非常先进。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宋通商贸易的有50多个国家。当时，中国的船只不但以其制作坚实而著称，更重要的是，还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

中国的造船技术发展到1405年7月（明永乐三年）郑和下西洋时，已经到了让世界只能仰视的地步: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为151.18米，宽61.6米，可容纳千人。23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距离、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方面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据研究者估计，郑和下西洋促进的贸易往来，为明朝政府带来的利益，至少合黄金二三十万两，白银千万两，是宋元市舶司25收入的十几倍。

然而，明朝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海洋优势为中华民族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获取更大利益，而且反而实行海禁这种近乎"自宫"的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萎缩，令人扼腕叹息!

有关这一历史的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夏然而止。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境供应大米，由此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有利于靠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走私活动日益猖厥，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是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

随后，清军入关，清朝政府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措施。清初，政府出于对海上抗清力量的封锁与防范，实施海禁政策，禁止官民私自出海，违禁者处死，并要求在海边"或筑土坝，或竖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气后来更是强行迁徙沿海居民进入内地。康熙年间又"迁海岛及海滨居民于内地五十里"，将房屋全部焚毁。

自此，中国占据海洋强权地位的机会完全丧失。

除了海洋因素，世界强国得以建立并长久维持的另一必备要素是货币的扩张能力。

早在15世纪，葡萄牙就因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打通了与东方的贸易通道，从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但无论是葡萄牙还是后来的西班牙、荷兰，都没有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随后的英国却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根源就在于：英国借助强权实现了货币的扩张，并将货币转化为力量，进一步强化并深化了其霸权地位，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翻阅了大量史学、金融学著作后，笔者认为，纸币扩张，让本国货币尤其纸币成为世界性货币是走向超级强国的强大基础。

中国曾经有许多很好的机会，但都丧失了。

早在宋代，政府铸造的铜钱就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诸国流去。在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人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飞由于铜钱大量流往国外，导致宋朝出现钱荒。此后，"禁铜之令一再申明，而铜币之外流则无从遏止"。

原因是当时与宋朝贸易的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币流通少，制造的钱币也很少，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铸造钱币，加之当时这些国家的物价低于宋朝，而货币总是向货币流通量少、物价低廉的地方流动。宋代铸钱量与日俱增。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80万贯，宋真宗成平二年增至125万贯，景德末年183万贯，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达到506万贯。铜钱铸造成倍增长，需求量也在快速上升。

由于外国对铜钱的热爱过于强烈，以至于宋朝的铜钱走私活动非常猖獗。

这实际上给宋朝货币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起源于唐宪宗时代的飞钱的纸币，在宋朝已经开始正式发行，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朝时发行的纸币多用楮皮纸制成，称为"楮币"。

然而，纸币与金属货币相比，更不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因为在当时，金属货币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与其自身固有的价值非常接近，甚至有时金属货币所含金属的价值高于它所代表的价值，以至于民间有动力私自把铜钱融化成铜。

因此，纸币要获取人们的信任，首先必须保证其币值的稳定。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却没有能够像后来的英镑、美元那样流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缺少确保币值稳定的制度保障，货币贬值过快，还没有得到世界认可即已经在本国被抛弃!

南宋政府之所以推行纸币，一个极其错误的想法是，打算通过这种做法去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这个错误想法一旦付诸实践、变成了现实，南宋君臣们便日益堕入纸币的深渊，蒙受了灭顶之灾。

楮币开始印制发行时是300万贯，稍后即增至600万贯、700万贯，到宋理宗时，猛增65倍，达到6.5亿贯。由于发行量猛增，币值狂跌，楮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楮贱如粪土"，物价成为脱缰之马。到南宋以后， 楮币泛滥成灾，物价上涨了170倍。

假如宋朝政府在发行纸币以后，能够确保纸币的币值基本稳定，那么椅币比后来的英镑更容易成为世界货币。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金融的独立性显然是不被容忍的，这就意味着，强势纸币只有在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地方才能诞生——这个条件被绝大多数金融学家所忽视。

纸币在明朝时得到发展，却由于同样的原因被人们唾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明朝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这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贯行于明朝270多年。大明宝钞以桑皮纸印制，只发不收，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泛滥成灾，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宝钞100贯，大明宝钞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

明朝以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丘泼(与海瑞一起被誉为"海南双壁")为代表的官吏，一直对纸币进行非常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印发纸币的成本不过三五钱，却当千钱使用，违背了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丘泼认为，纸币是人君"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物，以为私利"32，其实说的就是铸币税。

这种认识为纸币在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泌的赋役制度，使中国重回银本位制。这一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对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影响!此后英镑崛起也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

明代以前，缴纳赋税要折算成实物，而一条鞭怯施行后，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一律折成银两缴纳。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件大事。赋役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国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基本上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没有从货币层面去看它。

一条鞭站不仅确立了中国的货币财政制度，同时，也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它标志着纸币制度在中国的失败和银本位制度的确立，中国对自银的需求量从此直线上升——世界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

这一结论是国外学者首先得出的。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一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二是一条鞭禄的税制演变成完全用白银缴纳。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的)。”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

世界有多少白银蜂拥到中国?

法国学者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认为，在新大陆发现后的很长时间内，产额占全球总额80%的美洲白银，约有1/3，由美洲经太平洋运往菲律宾，或经大西洋运往欧洲，再转运至亚洲，而其中大部分最后流入中国。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met)则认为，1527~1821年，自美洲银矿采炼得来的白银，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超过了7万吨。

日本的白银产量同样大量涌入中国。从16世纪初开始，日本职极开发金银矿，到16世纪末，其白银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4。其中的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