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影响

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让老人享受足够的福利和保障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也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人道和温情的体现。老人为社会奉献了一辈子，在晚年的时候安享幸福和快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激励一一它给所有正在工作的人一个美好的未来，即当他们老的时候，也能享受这种待遇。

这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力量。但是，当新生孩子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老人群体的增长速度之时，意味着，新增劳动力创造的财富难以支撑起庞大的与养老相关的开支，由此，便容易形成社会问题。如何在确保老人幸福的同时，做到和社会财力供给之间的平衡，就成为非常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福利制度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首先，是高福利开支的巨大压力。

如果发达国家中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认真地将他们现在不劳动而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加总，与他们青年时辛勤劳动所得的报酬相比，他们也会感到:以前自己干一年的收入，还不如现在一个月的福利。

这一点，年轻人的感受最为直接。很多年轻人抱怨说，他们不能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惬意地生活。也许他们的抱怨是对的，我们正在见证大量的收入与财富由年轻一代转向老一代人口。

统计表明，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平均需求量要比14岁及以下未成年人高25%~30%，其医疗费用则是未成年人的6倍左右。这种需求有有益的一面，它促进了财富的创造。早在200年前，亚当·斯密就指出：医疗健康和教育培训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当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后，财富消艳的则犬于创造的一一尽管这种消耗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

1998年，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中，社会保障经费中的大部分份额(45.7%)用于老年人和幸存者，在意大利这一表现尤为突出，为64%。1990~1998年，用于老年人和幸存者的福利费用增加了22%。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美国、瑞典、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的社会福利费（其中大部分是养老金与老年人保健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60~1981年提高了一倍还多。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英国从3.4%上升到8.2%，法国从5%上升到10.5%。花在老年人社会保险、养老金、医疗服务等方面费用的增加，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分配，使得其中用于消费部分的支出增加，用于积累部分的支出则相对减少。

以希腊为例。希腊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均寿命的快速增长与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使得2009年希腊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9.2%，接近1/5，加大了福利开支的规模。在补贴与社会保险上，希腊政府也十分慷慨，希腊人可以拿到种类繁多的补助，老人、妇女则更多。

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渐次进入退休年龄时，领取养老金(pensioner)的人数将会急剧增加，这将对欧盟国家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很大的威胁。

其次，是劳动力资源的缩减，人口红利的消失。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的经济后果。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两头小(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而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

人口红利将给社会发展带来三个效应。一是创富效应。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由于储蓄率高，储蓄率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

但是，老龄化终结了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下降，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劳动力的短缺和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养老金制度推广以后，由于退休后除领取退休金外，还可以领取社会保险中的养老金津贴，所以，有些工人愿意提前退休（在希腊，40岁就可以退休）。工人提前退休，对于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会放大这种资源稀缺的程度。

以西班牙为例。2004年，萨帕特罗政府毅然决然地将西班牙士兵从伊拉克战场上撤回来，其中潜在的一个原因就是西班牙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国内年轻人数量的锐减和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使西班牙年轻人的生命变得更加珍贵，实在经不起牺牲了。

数据显示，过去25年里，西班牙65岁以上的人口增加了大约75%，而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算起来只有每人1.35个孩子，接近全球最低水平。西班牙65岁以上的人口比14岁以下的人口多出100万，这种失衡的趋势随着儿童数量的萎缩和总人口数量的下降还会进一步增大。将来，社会每个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的领域都会面临严重危机。

这将给欧盟经济的竞争力和养老金制度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未来如果没有老年劳动力的参与，要达到高就业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里斯本欧盟会议所提出的在2010年要达到70%的就业率）。

为了保持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的比率维持合理的水平，必须使就业的增加速度符合退休者的数量。但是，考虑到人口减少的实际状况， 2010~2030年，要想维持就业增长率与退休人数这一速度有很大的难度。它意味着15~64岁人口的就业率要多于83%，超过现在欧盟最高就业率6个百分点(丹麦1999年的就业率最高为76.5%)。因此，为适应人口转变对养老金制度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所造成的影响，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修改移民政策及改革养老金制度势在必行。

但是，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并不能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

能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索维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削弱创新和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说:“人口老龄化对一个人口的精神状况的不良影响还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尽管19世纪法国的企业家精神的削弱应该是和人口老龄化直接相连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假定老龄人口将会缺乏创造活力。”

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肘，有的西方学者分析人口的年龄，特别是劳动力的年龄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分析认为，人进入50岁以后，劳动能力和劳动速度逐渐下降，平均每年递减1%-2%。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然而，随着年龄的进一步提高，人近老年，其体力、智力（尤其记忆力）则逐年衰减，从而会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和劳动动作的敏捷程度，进而影响产品的精密度和整体质量。美国劳工统计局对不同行业劳动力年龄演变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调查表明，鞋厂、服装厂和玩具厂的工人进入45岁以后，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下降。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进步速度大大加快和资本主义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老龄劳动力人口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比青年劳动力要迟钝得多，对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弱得多，因此，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对于该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将日渐明显，经济效率可能下降。

另外，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要横向扩展和向纵深开发，都要求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被称为社会经济流动，而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同人口的年龄，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年龄有某种负相关关系。人口的年龄构成轻，尤其是劳动力年龄构成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流动:而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劳动力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流动，从而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知识和新技术剧增的条件下，45岁或40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反应敏捷，接受和适应能力强，发明新技术和开创新产品较多。相比之下，45岁或50岁以上劳动力人口则反映较为迟钝，易于保守，少于创新，对新技术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弱。所以，45岁或50岁以上劳动力人口占的比重大，对社会经济的纵深开发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这就是说，提高退休年龄的限制，层然可以减少用于老年人的预算开支，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欧洲各国的负担将越来越重，本已负债累累的欧洲，可能更加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