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连续性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这种生产性指的是创新，只有经济有了持续增长的源泉，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从而无核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而欧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性下降，经济增长点缺乏，导致支撑高福利支出的基础动摇，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从而导致债务快速累积，最终成为欧洲的难以承受之重，引发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

那么，经济上如何看待经济增长呢?

保罗·萨缪尔森与威廉·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做了以下定义: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的GDP 或国民产出的增加。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均产出增长率。它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国家主要关注的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因为它将带来平均收入的提高。

在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模式是怎样的呢?包括北美、西欧主要国家，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在内的16个高收入国家自187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史显示，在这段历史时期，它们的产出是稳定增长的。

约翰·斯罗曼把经济增长分为现实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有两大因素有助于潜在经济增长:资源的增加，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改进劳动技能、改善组织结构等来实现。

如果潜在增长率大于现实增长率，多余的能力就会增加，失业也就会增加，潜在产出与现实产出之间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为了消除这个差距，现实增长率就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潜在增长率。不过，从长期来看，现实增长率将受到潜在增长率的制约。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波动的、有周期性的。在某些年度，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说明这些国家处在经济繁荣时期。而在有些年度，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很低甚至是负数，说明该国发生了经济减速或经济衰退。这种繁荣和衰退的周期被称为经济周期。

关键在于，能否平安度过经济衰退期，只要能够度过，一国的经济就能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增长率上的细小差别会在未来转变为经济活动水平的巨大差异，因为经济增长是年复一年累积而成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985年美元来衡量，从1870年的2244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8258美元，增长了7.1倍。这一实际人均GDP的增长对应于每年1.75%的增长率。这一成绩使得美国1990年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实际人均GDP。

为了评价增长率上很微小的差异与长时期结合起来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计算一下如果美国自从1870年以来是以每年0.75%即以低于它实际速度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1990年它会在怎样的位置。每年0.75%的增长率接近于印度(每年0.64%)、巴基斯坦(每年0.88%)和菲律宾(每年0.86%)在长期中（1900~1987年）所实现的增长率。如果美国在1870年是以实际人均GDP2244美元开始，而在接下去的120年间以每年0.75%的速度增长，则到1990年它的真实人均GDP将为5519美元，仅为1870年的2.5倍及1990年18258美元实际值的30% 。如果是这样，它将不再排名世界第一，而在127个国家中仅名列第37位。换言之，如果增长率每年只低1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美国实际人均GDP将接近于墨西哥和匈牙利，比葡萄牙和希腊还要低近1000美元。

再假定美国在1870年以2244美元的真实人均GDP开始，在接下来的120年间以每年高出其实际值1个百分点即以2.75%的速度增长，那么它1990年的真实人均GDP将达到60 841美元——27倍于1870年值，也3.3倍于1990年18.258美元的实际值。60841美元的真实人均GDP大大超越了任何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每年1.75%的美国长期增长的持续，意味着美国到2059年可以达到60841美元的实际人均GDP水平。

100多年前，日本并不是一个富国，1890年日本人均GDP为842美元，远低于当时阿根廷的水平。但是，1890~1990年，靠着GDP按照3%的速度增长，日本已成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到1990年，日本人均GDP已达16144美元，远高于阿根廷1987年人均GDP3302美元的水平。

欧洲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乃是基于一种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这对于只追求高速增长而不反思因急功近利埋下重重隐患的国家而言，颇值得重视。

西方学者指出，过于重视有关经济领导国更迭的文献资料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业化之前不久，欧洲的发展已经何等连贯而广泛。21在整个19世纪，在现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大约2%的年增长率稳步增长……就像有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一种经济恒速控制器，几乎精确地按照2%的年增长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既不过快，也不过慢。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当中，保持增长的连续性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强国，却衰落了，原因就是这种增长性中断了。戴维N.韦尔指出，8-12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商业和工业达到世界其他地方无站比拟的水平，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活字印刷和水转大纺车:利用煤熔炼铁:通过开渠造坝，将河流联系起来，形成了3万英里（48 280公里）的通航水道网络。中国对世界探险也比欧洲早几个世纪。15世纪初叶，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就开始了远洋探险，曾抵达非洲的东海岸。尽管中国古代的经济令人如此印象深刻，但随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停滞了。

经济学家琼斯也指出，中国宋朝时期（960~1279 年）就出现了蓬勃的经济增长，欧洲直到18 世纪中期才能实现宋朝末期的铁器生产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物质或自然资源丰富，实现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一一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经商的框架。

当欧洲实现工业化并影响全世界的时候，中国却变得越来越封闭。大约在1750年，欧洲的生活水平便超过了中国。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发现它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欧洲的侵略之下失去了抵抗能力。

中国从强盛到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增长性的中断。由于西方国家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执政党的更迭，避免了通过极具破坏性的战争来实现政权的更替，从而可以确保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的持续性。

而历史上的中国有着漫长的专制统治，缺乏民主这一重要基础。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研究，国家生命周期演进的顺序，通常是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每个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内部轨迹。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贸易是封闭的，工业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常常是扭曲的，金融更是难以发展。

这注定了中国在历史长间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古代的统治者推崇儒术，因为儒家强调个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而很少提及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和义务，很少提及个体应该享受的权利、尊严和保障。这实际上是为强化统治服务。

因此，王朝的更迭只能通过战争、兵变等方式来解决，而大部分政权的更迭，都往往意味着毁灭性的战争，将社会辛苦创造的财富付之一炬，而且要从这种毁灭般的灾难中恢复是很难的。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过了宋朝繁荣之后的7个世纪中都没有出现增长。

等到新王朝建立，一切重新开始。起初，新王朝的领导者励精图治、兢兢业业，而后由于缺乏民主机制对权力的制约，统治者逐渐沦入享乐、腐化的深渊，使民不聊生，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而每一次巨大的破坏都意味着再推倒重来。

这样，中国的历史一直在这种"发展和创造一一破坏和毁灭"的循环中挣扎。假如中国从宋朝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避免战争引发的政权更迭，创造的财富一直不断累积持续到现在，那么，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加总到一起，恐怕也没有中国富裕和强大。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生产性持续的重要性。欧洲在经历过欣欣向荣的增长阶段后，之所以突然陷入欧债危机，并且呈现出明显的日渐恶化的态势，就是因为经济的增长性受到了阻断。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约费在题为《在世界舞台上欧盟只是龙套》的文章中，提到欧盟在经济和战略上的自我限制，已使其沦为世界舞台上的龙套。约费的结论是，从生产率增长方面看，自1995年以来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就缓慢趋平(从1.7% 到1.3%)，远远落后于美国6%的生产率增长（2010年数据，其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计算排除农业领域）。而且，欧盟对服务业的态度保护过度。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排名中，欧盟只有一个成员国排在前10名一一瑞典（排在第6名）。欧盟大国当中只有德国在前12 名之列。欧盟委员会称，由于给新企业的空间过小，允许的竞争不足，同时在内部市场 上还存在过多的障碍，导致欧盟部分国家普遍出现创新不足且产业结构落后的现象。

可以想见的是，生产率一旦下降，就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跟不上现有的福利体系，跟不上一些国家盲目的投资。经济的增长性一旦中断，一切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