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诱因
当福利开支过大,财政无法承受时,是否可以通过削减开支来解决问题呢?很难。否则,也不会看到现在的欧债危机了。
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真正要实行却阻力重重,极其困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剌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
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利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扭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2/3, 进而引起财政状况恶化。
瑞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包揽得太多,福利的涵盖面太广,福利标准过高且具有刚性,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对福利的滥用问题,使福利从过度回到适度,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就走上了改革之路。
1980年,瑞典提出了社会保障支出讼案,建议降低社会保障津贴标准:1981年,瑞典政府加大紧缩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1982年年初,瑞典政府再次提出社会保障支出紧缩法案,重新实行领取健康保险津贴前的两天等待期,将健康保险日现金补贴的工资替代率由97%降低到87%,增加失业保险被保险人缴费额,废除养老金领取者住房补贴。另外,瑞典政府还采取措施降低替代率。20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大多数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工资替代率从90%~100%下降到80%,有时候甚至下降到75%。再有就是延长退休年限。延长退休年限可以延长缴费年限,产生增收效应,同时,能够相应减少领取退休金的余命年限,产生节支效应,最终实现增收节支效应。
同时,瑞典从1983年开始进行税制改革。1991年,瑞典用两级税制来代替高额累进税制,使得总边际税率在1983~1995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最高边际税率从85%下降到70%。
改革的效果如何呢?
20世纪80年代,瑞典公共开支在GDP中的占比为63%,而到了90年代,这一占比已经高达70%!福利开支的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沉重的负担。1993年,瑞典累计国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4.2%,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此外,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一执政党下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石油危机引发了福利国家危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为应对危机,试图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导致大选失利,于1976年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上台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于1980年冬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受到民众的强烈抗议也仓促下台。各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加剧了福利刚性,不仅体现在福利支出日益上升,而且体现在涉及更广的范围和更强的力度。福利待遇的水涨船高,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国家只能靠借钱维持财政。
但是,瑞典毕竟较早认识到了高福利的危害,执政党和反对党经过更迭之后,都认识到了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因此,瑞典不仅没有停止改革,还加大了改革力度。最终,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福利水平下降,减少了社会保障支出,减少了财政赤字:缓解了反向激励问题,提高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居民自我保障的意识,加大了储蓄和投资倾向,促进了经济发展,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内部收入同支出之间、福利增长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
瑞典通过改革,使其福利水平与竞争力保持了相匹配的平衡。
瑞典的成功改革,在西方世界树立了一个表率。但除了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改革福利制度。
事实上,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也是福利标准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执政党的竞争中,竞选人总是喜欢对选民做出提高福利待遇的承诺,而选民也总是喜欢把票投给能够带给他们更多实惠的人。
当政治家们发现执政地位与福利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便会把高福利承诺作为争夺选票的有利工具,因为反对社会福利很可能会失去选票。因此,便导致福利的持续增加。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前三甲",免费医疗几乎全部覆盖,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高达70%。被认为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每周上班4~5天,一天有4.5小时午休和咖啡时间,人均年休假173天。
富裕的国家提高福利标准,原本不富裕的国家也积极效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福利"的英文单词是welfare,由"well"和"fare"两个词组成,意思是"好的生活",问题是,这种生活好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好呢?
以希腊为例,希腊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每当选举时竞选者就会用高福利作为筹码来拉选票,造成了长期的高福利开支。在养老金的发放上,希腊政府给予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退休前的工资相差无几。
希腊的福利有多么好,看看码头工人的薪水就知道了。希腊所有的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一个初级工人的月薪在3000~10000欧元,而他们一年可以领14个月的工资。希腊的国民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
公共部门机构臃肿的情况,在西欧非常普遍。意大利的官方福利机构多达4万多个。英国仅保健服务的工作人员就高达98万人。25但这些如果与希腊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希腊公共部门雇员规模庞大,人数达到100万人,而希腊的人口总数为1100万人,接近1110的人口规模,这些雇员工资由政府给付,公共部门雇员工资也较高,劳动成本增长迅速。由于企业部门竞争力不强,希腊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就选择在公共部门增加岗位,导致公共部门开支大幅增大。
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希腊公务员每个月可以获得5~1300欧元的额外奖金,而发奖金的名目林林总总,包括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准时上班等。尽管希腊法律保护公务员免于被辞退,但却允许他们在过了40岁之后就退休和领取退休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是未婚或者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
在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用选票选举承诺高福利的政党上台:政治家们为了上台掌权,则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在这样的循环中,希腊人仅靠自己的钱已经无法维系其舒适的生活,于是就开始借钱,不断地借钱。
欧洲央行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希腊政府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共同促进了希腊的消费增长。希腊的人均GDP与人均消费在长期都呈现出一个缓慢上升的状态。希腊消费占GDP的比率,长期保持在73%左右,这说明希腊居民有稳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对于GDP有稳定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高消费的发生是以高贷款为代价,那么,就会加重金融部门的负担。
更关键的问题是,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与其福利水平相称的竞争力,它的竞争力排世界第96位,而福利水准排名第3位。"
曾有美国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就像一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但实际上他们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清算的日子总会到来,希腊人就等到了这一天。
由于欧洲长期通过借贷来维持高福利政策,造成了财政问题的出现,最终导致欧债危机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爆发(见表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