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松散又脆弱

欧元体系中的制度缺陷，不仅是引爆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危机救助机制滞后、低效的原因之一。

货币主权不仅仅包含货币发行权一种，它还包括货币的、信用的、财政的和预算的政策，以及与货币概念相关联的一些措施，即货币的提供与使用、通货膨胀的控制、利率、外汇管制，等等。

这就要求欧元依托一个更为密切、更为稳固的接近联邦或邦联式的联盟。早在1977年，"麦克杜格尔报告"就提出：欧共体应比照联邦制国家，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公共财政，以应对不同国家所遭受到的不对称冲击。

我们不能不佩服这种远见!

但现实的窘境是，在欧元区建立的统一的货币体系中，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而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经济联合政府是欧元体系能走多远的前提和基础。

由此，便形成了这种局面：欧洲央行控制着利率和货币供给，但各国的财政盈余或赤字却取决于其主权政府的税收和开支决策。要想在一个由多个独立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对本国选民负责。而唯一的可选方案就是迫使国内选民屈服，组建一个囊括整个欧元区的联邦政府，执行共同的财政政策，允许跨境转移支付。

这个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对于那些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无力进一步剌激经济的成员国来说，此时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都是政府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有助于消除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成本。

统一的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统一财政政策的补充，用于增强统一财政政策的效果。因此，欧洲央行降息，但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再次证明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调节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流动性差异。

问题是，如果不能通过建立经济政府，统一预算和税收，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欧洲邦联，欧元体系就成了无本之源一一这似乎变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但从根源上来看，建立起欧洲邦联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欧洲各国将在持续不断的毫无意义的争吵中，一天天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

时任德国联邦银行副行长的汉斯·蒂特迈耶尔说:"只有当人们立志向联邦国家模式的政治联盟靠拢，才有可能促使经济与货币联盟正常运转，因为通过联邦国家的统一领导，才有可能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及其他一些政策。"但事实上，欧洲央行的基础并没有像花岗岩那样坚实可靠，更确切地说，其基础就像一堆泥巴一样松软。

这个症结不解决，欧债危机就不可能结束。

但是，统一财政，统一预算和税收，建立欧洲邦联，意味着相关国家必须让出自己的主权，而且这种主权让泼的前提是国家自愿，即国家在不受任何外力的强制与影响下，独立自主地将这部分主权事务移交给某个"超"国家性质的机构，以让它对其成员国拥有一定的管辖权。

显而易见的难点是，有几个国家愿意这样做呢?

与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相比，欧洲政治联盟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问题，建立政治联盟的难度非常大。

德国是欧洲建立政治联盟的积极倡导者。事实上，政治联盟是由于德国政府的提议才被列入议事日程的。从1989年年中开始，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就已经在讨论德国央行的要求，即推进外交政策合作和增加欧洲议会的权力，将此作为德国批准货币协定的交换物。1990年4月，德国要求召开一次与货币谈判平行的讨论政治联盟的会议。

德国之所以积极倡导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为了消除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猜忌和疑虑，消除"恐德症飞二是通过政治联盟的建立，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使得欧洲统一市场得到更可靠的制度保障，这有利于竞争力强大的德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中的巨无霸，它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左右欧洲政治联盟，并通过政治联盟提高欧洲的整体地位，然后，借助欧洲的整体地位提升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 "欧洲联合不仅仅是一种博大的意识或崇高的理想，其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它符合我国近期和长远的利益。在欧洲这块大陆，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迫切地需要欧洲在政治上、经济上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对于德国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德国也越来越借助于欧洲共同体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在统一货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建立欧洲联盟的谈判中，德国政府始终把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结合在一起，把二者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德国在野的反对党一一德国社民党对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态度也如执政党的政策一样坚决，并在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上向执政党施加压力。

正如德国前总理科尔在1991年时所说: "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本质上是一致的，政治意义上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那么，无论经济与货币联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也只是片面的。"

除了德国，主张以加强欧盟超国家权力和联邦特性为取向进行改革的国家，还有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它们总的倾向一致，但各自的主张又有所差别。

意大利希望持续发展一体化进程，以建设一个联邦结构为目标，改进和强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给联盟以更有利的对外身份，与人员自由流动（移民、避难和边界控制）有关的政策完全"共同体化"。

比利时在1995年就表明了明确的立场:“在联邦原则基础上建设欧洲联盟，是比利时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比利时认为，作为小国它依赖于国际合作，但传统的政府间合作会限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只有欧盟决策真正"超国家化"，才能使"让渡主权"转化成在欧盟中的影响力。

荷兰与卢森堡赞成把更多政策领域纳入国家一体化，但荷兰对于进一步的改革比较谨慎，而卢森堡则不赞成在财政问题上"让渡主权"，特别是在税收领域。

但是，反对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力量更为强大。怯国的态度微妙而复杂。它希望欧盟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又对保持国家特性和主权十分关切，对于建立超国家的或联邦式的联盟，态度谨慎，缺乏热情。1995年，欧洲的一位议员一语道破了法国的心态：法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气却"只有软弱的机构"。同时，法国的精英认为，联盟的深化是为了约束德国，但联盟的深化也可能让原本为约束德国而设计的机构反被德国支配。

法国和德国的这种分歧，到2012年5月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后，变得更加泾渭分明。

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在先发行共同债券还是先建立政治联盟问题上分歧严重。

2012年6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明确提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呼吁欧洲各国"一步一步地"将权力让予欧盟。默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经济与货币联盟，也需要所谓的财政联盟，更一致的预算政策。我们尤其需要政治联盟"，"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将权力让予欧盟，让它具备更多的监督能力"。默克尔称，德国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推动欧洲建立一个强化的政治联盟，即使这意味着采取的是"双速途径"。她表示，"双速欧洲"政策目前已在申根规定及欧元区内得到体现。默克尔准备在6月28~29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提出一个迈向更坚实政治联盟的框架。

在2012年6月22日罗马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明确地表示:"如果我给了西班牙银行钱，我是德国总理但我不能告诉西班牙银行怎么做。"言外之意，必须先走政治和财政一体化路线，德国才愿意承担更多责任。但是，默克尔的主张遭到法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随后，在被问及是否接受进一步的政治联盟来作为债务共担的代价时，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如果不能同心同德，就不会有主权的让渡。"

德国的意图非常明确：趁着欧债危机恶化之机，逼欧元区成员国让出主权，从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实现货币、财政、税收、预算、防务等一体化，打造一个空前强大的欧洲!当然，鉴于德国的影响力，它将成为这个政治联盟的核心和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又怎么可能有动力在相关国家对政治联盟持排斥态度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施以援手呢?这决定了德国在救助欧元区相关国家时的态度：德国常常是有保留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这种大格局并非奥朗德所能领悟。

但这盘棋很难下，英国的反对态度比法国更甚。

在研究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欧洲各个国家的大战略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特征，当今某国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与其前任领导人在过去历史中的选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所有反对建立政治联盟的国家中，英国一直是最典型的代表。时任英国首相的梅杰曾明确表态:“（共同体）不应干涉国家主权范围的事务，对各成员国和共同体各自的权限应该予以明确规定。”“我耍的是主权国家共同体的欧洲，我不要欧洲合众国。”

梅杰强调，"是民族国家建设欧洲，而不是欧洲试图去取代民族国家"。1995年2月，梅杰以更强硬的态度强调:"我们既不同意一个命令式的、中央集权的欧洲，也不同意取消各成员国的否决权。"

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债危机过程中，几乎一直扮演着拖后腿的角色。他不仅与美国一起反对向IMF注资，甚至想着趁火打劫，让欧盟变得更"松散"。

2011年11月14日晚，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欧盟原先有关单向地从成员国集聚权力的设想已经破灭。欧债危机给了欧盟一个重新思考其目的和怯规的机会，使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成员国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带来的是从欧盟收回而不是上交权力的机会。目前的欧债危机提供了重新句画欧洲、使之成为一个松散联盟的机会。

卡梅伦的这种主张显然与德国的战略意图、与整个欧元一体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2011年12月9日，欧元区17国以及另外6个非欧元区欧盟成员国同意法国和德国的建议，缔结政府间条约以强化财政纪律，但因英国带头反对，峰会没有实现法德修改欧盟条约的改革初衷。因为，英国首相卡梅伦此前已承诺将利用一切试图修改欧盟条约的机会为英国争夺权力。问题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要争夺怎样的权力，而德国和法国无意让英国将其溃变成一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争论。为了震慑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绕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在拥有17个成员国的欧元区缔结了新的条约。

卡梅伦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英国在欧盟被边缘化。

英国自民党党首、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就称，这会降低英国在欧盟中的地位（这是自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两党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出现分歧）。同时，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谴责了卡梅伦否决欧盟条约的行为，认为英国在欧盟中会被严重孤立。

2012年6月28日，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峰会前夕，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英国不能让自己在欧盟被边缘化，否则代价沉重。"欧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单一市场，如果英国不能在欧盟内保持影响力，那么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被大大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将不会重视英国……如果英国在经济上被欧盟边缘化，那么英国国内将有更多人要求彻底退出欧盟，这不符合英国利益。"

英国的态度让笔者想起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法国想与美国、英国一起成为北约的领导者，未果，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如今，英国想与德国、法国一起成为欧盟的领导者，这个愿景却屡屡因法德联手而落空。英国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欧元国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是:只有统一的货币而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导致欧元国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经常争吵不休或束手无策，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被投机大甥们逼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这个关乎欧元生存的根本问题一日不解决，欧元的困境就一日不能改善。

欧元要健康发展，就需要一个一体化日益深入的欧洲，而不是相反。如果欧元国之间不能形成凝聚力，不能形成建立政治联盟的共识，那么，欧元的基础就永远是脆弱的，欧元的危机救助机制永远跟不上危机恶化的速度，欧元就会不间断地面临着被组击的险境，欧元的前景当然也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