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一体化中的博弈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非常曲折和坎坷的。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也是主导者，但法国倡导的欧洲一体化是以法国为核心的一体化，或者说，是为法国的利益服务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的思想，首先是打造一个全新的站兰西共和国，而后，在法国指导和协调下实现欧洲的合作。
戴高乐作为一个出身于欧洲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后期的法国人，他的思想仍然摆脱不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束缚。同时，戴高乐是军人出身，军人的主要天职是捍卫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这种军人作风和习惯影响了戴高乐的思维。他认为，在欧洲各国的联合机制中，也应该像军队一样，有不同等级和不同地位的区分。作为一位主张欧洲走多国族一国家邦联道路的政治家，戴高乐强调在这些邦联的国家中，要分成不同等级，而法国则被置于"多国家欧洲"中的领导地位。
法国的这种态度就等于给欧洲一体化的大门加上了一把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阻碍。
要组织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欧洲国家联合政府，戴高乐是绝不会容忍的。在谈到权利和需要时，他首先强调的是国族一国家利益，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权力都是毫不妥协的。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国不仅为建立超国家共同组织设置重重障碍，而且还利用它具有的投票否决权，阻挠理事会通过相关的决议（如1966年的卢森堡决议）。
因此，当需要明确决定是否建立真正的联盟(如是否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时，法国向后退缩了。戴高乐把一切都归结到市场一个方面，把一体化进程简单地缩减为只有共同市场一个问题，“除了大量蔬菜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欧洲共同体实际上仍停留在20年前欧洲共同体刚启动时的水平。欧洲一体化进程似乎已经越来越背离最初设想的目标一一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组织。
戴高乐的局限性，在英国加人共同体问题上表现得极为分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它以帝国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石，一切对外政策都是以帝国为出发点的。丘吉尔为英国的国际存在进行了定位。他说：当今世界存在着三个环，第一个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个是英国、美国及英语世界的其他国家，第三个是联合起来的欧洲。通观全球，只有英国在三个环上都占有位置，而且处在三个环的交叉之处。因此，英国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国际作用，仍然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丘吉尔的这个论断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指导着英国的外交政策，被人们称为"三环外交"。
英国也意识到它的力量已经被削弱，而美国已经成为超级强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它将寸步难行。苏伊士运河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6年，刚刚掌握政权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触犯了英法的利益。英格于是和以色列秘密商定:由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然后，英站借保护运河、制止战争为由，派军队进驻运河区，重新实行军事占领。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开始就不支持英怯动武。等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在联合国谴责侵略，另一方面又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使英法失去了干涉的借口，不得不撤军，英国艾登政府因此垮台。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国殖民史的重大转折点，它说明美国的影响已经超过英国，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什么也干不成。所以，对于英国而言，特殊的英美关系事关重大。
三环之中，最不被重视的是欧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英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英国人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即认为自己应该不属于欧洲，英国与"欧洲"之间没有关系。这种思维定式使英国在战后很多年里，漠视了欧洲事态，或者，在必须做出选择时，选择了帝国，结果就错失了引导欧洲潮流的机会。
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也只是定位于建立美国、苏联、英国三大强国统治世界的政治格局，在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中，外交部长贝文直接把“英联邦、西欧和美国描述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三根主要支柱”。
一开始，英国对加入欧洲共同体并没有兴趣，尽管英国曾应邀参加墨西哥会议，并被邀加入欧洲共同体。正如库登霍夫·卡勒基在20世纪20年代说的那样，英国仍然以维持其世界大国地位作为其对外战略方针的重点，并自恃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对加入欧洲大陆的组织没有兴趣。
尽管丘吉尔是最早发表关于欧洲统一思想（丘吉尔此时提出的欧洲统一思想，并不涵盖英国）的欧洲领导人之一，但是，随后的英国却企图为欧洲统一设置重重障碍，这种做法损害了英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当它无法阻止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时，它就以组织一个被称作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自由贸易区相对抗。该组织的成员国在1960年时除了英国，还包括丹麦、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瑞士、瑞典等七国，恰巧是英国周边的国家和传统的中立国家。这些国家要求欧洲一体化的愿望不像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那样强烈。但是，形势的变化逐渐让英国不得不改变立场。
首先，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患上“英国病”经济境况十分不好，相比之下，欧共体六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使英国的劣势日趋显著。欧共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对内实行经济互助，英国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之外。照此发展下去，英国将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其经济将承受更大的损失。
其次，英国本来就把帝国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帝国内部的经贸关系可以补偿它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迅速瓦解，英联邦又不能取代帝国的作用，站在帝国的角度看问题，看到的只会是一个幻影，对英国的经济无济于事。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加快从帝国撤退，帝国显然不能再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了，英国必须另辟门径。
再次，战后世界格局迫使英国重视欧洲，两极化将英国与西欧拴在一起，英国不得不重视它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
最后，特殊的英美关系也要求英国重视欧洲。因为，当时美国的外交重点是抑制苏联，美国希望英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欧洲起引导作用。英国要维持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必须满足美国的愿望。此外，美国是讨厌英国的旧式殖民帝国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美国的这种情绪也影响着英国的政策。
英国的政治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些因素。诚如麦克米伦在1956年所说: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中的一分子要比领导一个逐步衰退的市场更有意义。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开始把脸转向欧洲，而背却开始对着帝国。这应该是对自身国际地位的重新界定，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
英国人对这一转变反应迟缓。英国人的帝国情结太深，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英国人的心目中总是存留着一个帝国，哪怕它已经萎缩成一个日益模糊的影子。出于这种心态，当战后出现西欧联合的最初迹象，而英国明显处于最优越的地位时，英国却拱手让出了这一机会，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现实是无惰的。它迫使英国向欧洲靠拢，当加入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逐渐展现出来时，英国人被迫踏上了这条路。
1961年7月，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宣布准备申请加入欧共体。有英国带头，其他几个国家——丹麦、爱尔兰、挪威、瑞典、奥地利、瑞士、葡萄牙也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意愿。
可以说，只要把英国吸纳进欧共体，一群国家跟着就会涌进来。
欧共体较小的国家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特别欢迎，因为它们把英国的参加看成是对欧共体内正在形成的法德轴心的特别制衡力量。
1962年春，欧共体开始与英国进行谈判。在谈判的第一阶段，问题主要集中在英国与英联邦的关系上。英国极力保持这种关系。英国在农业政策上做了让步，但它希望欧共体推迟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等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再说。同时，英国强调它还要履行对欧洲自由贸易区的义务。英国的这些要求，增加了欧共体内部一些人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动机的怀疑。
英国在谈判中不断让步，到1962年，眼看就可以签订协议了，但是戴高乐的讲话中断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谈判。1963年1月4日，戴高乐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态度，否决了英国的加入。他说，在他看来，英国不准备提出在法国会接受的条件下加入欧共体。
戴高乐根本没有打算让英国加入进来。
第一，他担心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会在欧共体内向法国的地位提出挑战，影响法国对欧洲的领导地位。
第二，他不喜欢美国在欧洲发挥作用，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而英美的特殊关系和美国提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将有利于美国插足欧洲事务。1962年7月，美国总统热烈欢迎英国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因为美国想利用欧共体的力量，一起抗衡苏联，同时，用英国制衡法国，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这加深了戴高乐的怀疑，他公开说英国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如果英国加入，美国支配和领导下的巨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将吞并欧洲。
这导致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国人哈尔斯坦试图将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的表决机制从全体通过制改为多数通过制，从而扩大欧共体委员会的权力。这显然会削弱法国的否决权。法国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1965~1966年，法国代表拒绝参加理事会会议，发生了"空椅子危机"，直到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妥协，答应法国的要求，危机才算过去。
但英国人并没有放弃。1963年，当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肘，有着强烈亲欧倾向的政治家希思（1970年当选英国首相）轻蔑地宣称：英国不会因为戴高乐的否决就"背对"欧洲大陆。
1967年，英国再次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戴高乐的态度依旧，对英国再次否决。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英国的申请比作"一出戏的第五次表演，在表演中，英国对欧共体采取了不同的和不连贯的态度飞戴高乐的讲话，让其他五个欧共体成员国也感到失望和愤怒。
戴高乐的第二次否决说明，只要他仍然担任法国总统，英国要加入欧共体就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说: "英国总有一天会加入欧共体，但是毫无疑问，那时我将不再担任总统。"
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又重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经济大国，这使得法国深感不安。1968年的汇率危机，使戴高乐将军本人开始认真地考虑需要英国加入共同体以抗衡德国，但在采取有效举措之前，他已经在1968年下台。
1969年6月，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这时，出现了一件更令法国人不安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与苏联谈判签订苏德条约，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推行东方政策，力求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和欧共体内。这件事情使法国更加担心德国的崛起，急需一个能够对联邦德国产生制约的力量。还有比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更好的选择吗?
1969年12月1~2日召开的共同体海牙会议上，确定了要为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进程打好基础的任务。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从六国扩大到九国。
英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加入欧共体，赋予了欧共体新的规模，大大增强了欧共体的政治分量。扩大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人口超过了美苏，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苏联，仅次于美国，出口贸易和黄金外汇储备则遥遥领先。从此，西欧主要国家都联合在欧共体内，使欧共体取得了代表西欧地区的资格，欧共体的国际影响和地位大大增强。
英国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始终丢不掉它昔日的帝国荣耀。由于深深地怀着这种情结，英国在加入欧共体后，往往在欧洲一体化中起离心作用，阻碍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英国发现自己加入欧共体，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
首先，在共同体预算中，只有英国缴付的比重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共同体总产值的比重。
其次，英国原本打算通过加入共同市场来促进其工业的发展，但英国庞大的传统工业（如钢铁、汽车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的境地，共同市场的剌激很难迅速扭转这种局面，而在尖端工业领域（如航空、电子、核能和化学工业），英国又不愿意摆脱其本位主义，不打算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合作，这成为英国悲剧的根源。
最后，在政治方面，英国原本打算利用法德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在共同体内谋求一种能施加重要影响的地位。但英国加入之后发现，法德仍然主宰着共同体，许多最重大的政策和决定都是通过法德的紧密协商确定的，英国的态度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重要一一事实上，一直到萨科奇、默克尔时代，这种局面都没有改变，在欧盟，法德是真正的决策者。
另一方面，英国又不能脱离共同体，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之下的世界格局中，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单干将更缺乏力量，因此，英国只能作为一个失望而又不满的伙伴留在共同体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英国的这种态度，构成了欧盟的一大软肋，在此后的欧债危机爆发后，体现得更为明显。
由于在加入欧共体后，英国的争论仍然没有结束。1975年，英国威尔逊政府为应付党内的反对意见而举行全民公决（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就是否退出欧共体问题进行投票。虽然，多数选民支持留在欧共体内，但反对意见依然十分强烈。撒切尔作为保守党中的右派，在上台后对欧共体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在许多问题上闹独立性，常常使其他成员国大伤脑筋。这屋与撒切尔的个人风格不无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却体现着英国朝欧洲转向的艰难过程。
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讲了她的担心: "法德集团重新主导欧共体的方向——一直向着中央集权的欧洲执委会，现正由一股强悍有力的欧洲联邦主义者所带领，正好大步走向中央集权体制。"
1990年，执政11年的撒切尔在党内受挫突然宣布辞职，其中政策方面的分歧就在于欧洲问题。撒切尔是"欧洲怀疑派"，她反对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反对拟议中的欧洲联盟。时至今日，英国仍是欧盟中一个三心二意的伙伴，它的边境仍处于半开放状态，它反对防务一体化，不愿意加入欧元体系。所有这些都使英国与联合的欧洲若即若离，提醒人们:英国是一个岛国，又曾是一个帝国。
"实际上，英国三心二意的状态已经延续到今天。一方面，它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是今天英国可以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要保持其作为全球性国家的历史性作用，英国必须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部分气"另一方面，它又与欧洲保持着距离，甚至背道而驰。在欧债危机蔓延、恶化的过程中，每当欧洲国家采取措施努力拯救时，英国总是标新立异，另起炉灶，不断拖后腿，成为相关救助措施出台、实施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