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隐患的合体

近30年来，全球发生了很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而这些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等等。

以前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发展民族经济，由于投资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无力还本付息，最终演变成债务危机。而最近几年的债务危机，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职极的货币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障碍，最终演变成棘手的债务危机。

这些危机似乎都与中国无关。当中国从一场又一场债务危机中走出来，委实给各级当政者带来了很多自信。

但是，这绝不可以成为漠视债务危机的资本，恰恰相反，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有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一一当这两种隐患合二为一，后果之严重、杀伤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为什么?

在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主导的技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征税等方式，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而现在，可卖的地越来越少，卖地的收入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北京等地的卖地收入已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税费负担也早已经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10月20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为中国地方政府发债开了绿灯。随后，国务院试点放行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个省市的举债。媒体评论说"一个预算不透明甚至负债数据都可能成谜的地方政府可以发地方债，是非常危险的尝试"。当然，放行地方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一旦放开，还能够确保地方债不失控吗?毕竟，地方政府举债搞技资的动力永远都是非常强烈的。

除了地方，中央级的投资项目也负债累累。2008年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中，有1.12万亿元流入铁路，尽管投资巨大，仍然满足不了庞大的资金需求。截至2011年，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万亿元，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半途而废，如果继续追加投资，负债势必会进一步增加。

而且，腐败的成本也通过暗箱操作回到了债务之中。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就可以知道这种腐败成本是何等的令人担忧。2012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铁道部201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这份报告指出，2009~2010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制作的《中国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由于该片拍摄手法很简单，很多人认为只要数十万元的预算，就可以拍出这部片子来，根本不值1850万。7月中旬，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和铁道部文联副秘书长陈宜涵，被纪检人员带走调查。刘瑞扬和陈宜涵是夫妻关系。由于陈宜涵参与了该宣传片的投资、制作，铁道部纪检人员先是对陈宜涵进行调查，陈宜涵等人私分回扣约700万元。调查过程中，在陈宜涵家中发现大量财物，"光现金就2000多万元"。

放下这个因素不深谈。通过与此前分析的对比，我们知道，中国与欧洲在政府债务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欧洲政府举债，主要是为了维持高福利体系，维持百年来逐步完善的保障体系:而中国各级政府举债，主要是为了满足庞大的投资需求。

这两种负债方式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国家走的是民富路线，民众手中有大量的财富积累，政府是为民众欠债。而各级政府为了满足投资，会全力以赴地"筹集"资金，由此导致税收负担加重，并滋生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罚款，等等。

这两种区别的意义在于：欧洲国家虽然深陷债务危机当中，但民众的抗风险能力仍然是很强的，他们的不堪忍受是相对于过去优质的高福利待遇而言的，即使将他们经过大幅削减的福利与我们对比，依然是令我们羡慕不已的。

因此，对于国内各级政府而言，最紧迫的是尽快转型，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美国学者M.托达罗说:"公共行政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源。"当今世界，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有赖于政府管理的合理、规范和高效。

政府深陷投资当中，必然削弱其服务职能。这导致一些企业家在与掌控各种政策资源的有关部门打交道，不得不付出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只有政府回归服务型政府，才能将全社会的运行效率整体大幅度提升。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各级政府投资的冲动正变得日益强烈，而不是相反。

问题是，技资必然造成基础货币投放量的猛增和政府债务的增加。

按照传统观点，税收是政府支出资金的来源，只有政府能够发行公众愿意持有的债务，政府的支出才可以超过其税收收入。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向公众借债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但是，政府发行无息债务（即货币）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被严格限制，因为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为赤字融资会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

中国原本应该表现为负债的项目，实际上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负债，是对国民的隐性负债，因为它是以稀释民众财富和购买力为代价的。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92.50万亿元，折合14.59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9.99万亿美元，中国比美国高出46%。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隐性负债一旦爆发危机，将与欧美的债务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表现为货币的突然贬值。货币超发必然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需的拉动。

因此，在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是导致政府债务快速累积的根本性原因。

政府举债做投资会挤压效率更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高的民间投资。政府举债会"挤出"私人借贷，因为政府向公众的借款增加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推动利率水平上升，替代了利率敏感的私人支出(如投资、住房消费以及耐用品消费）。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挤出效应可能是部分挤出，也可能是完全挤出，甚至可能出现超完全挤出。

虽然主流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赤字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好处的(即收益大于成本)，但仍须避免政府经常性财政赤字，就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要避免结构性政府赤字。也就是说，政府在经济衰退时采取的赤字政策，必须在经济扩张时期通过财政盈余进行相应的抵补。政府应避免长期出现财政赤字，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在人们预期政府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继续良性运作。

悲哀的是，在国内，很多学者一直无视这些风险。

每当谈及国内的债务危机，就会有专家拿国际上通行的负债率、外债清偿率等指标来证明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结论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无知。持续、快速累加的债务绝对是巨大的隐患。

我们知道，债务的一头是政府投资。近年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大工程的密集上马，才导致了债务的快速累积。问题是，这些投资是否都有必要?这些投资是否经过了充分的科学论证?这些投资的社会效益是否达到了预期?这些大工程的质量是否得到了保障?

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发现，答案并不令人欣慰。

而且，大量的投资源于并不真正懂得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官员而非企业家，这些投资绝大部分是低效益甚至亏损的，有的投资项目尚未建成，就已经由于市场供应饱和而陷于被淘汰的境地。

债务的另一头是消费一一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当投资足够大的时候，必然挤压消费。我们知道，政府并非一个营利机构，其投资来源无非是税费收入、发货币、发债，等等，尤其前两项，很容易压缩民众的收入，稀释民众的财富，不仅导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步下降，还会导致整个经济结构走向畸形。

显然，债务并非到了引爆危机的时候才有害，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对民生、对消费造成了挤压效应。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投资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发现这种挤压效应是如此分明。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投资占GDP的32%，到2009年，已上升到了47%。而同期我国消费占GDP比例则一路下行，从50%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5%。

上大工程、大项目，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快GDP增速，累识个人政绩，便于今后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

有了这两大推动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何等强烈。为了投资，它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中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规，为数以百亿计的债务提供担保，而融资平台公司更是违规抵押或质押取得债务资金。当地方政府不惜通过违规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大投资时，就容易导致债务更快地扩张。

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的源头是高福利，这种危机对民生的伤害很小。而中国式债务危机隐患的源头，则是投资，这种债务一旦累积到引爆危机的程度，就会对民生构成重大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更应该对日渐累积的债务问题抱以足够的警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福利体系并不完善，这方面的投资少，似乎没有高福利催生出债务危机的隐忧。问题在于，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弱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缺少缓冲，很容易就直接演变成社会性危机。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最迫切的事情是，政府尽可能地削减投资项目，而把资金投到社会保障方面，建立起缓冲带，为预防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准备。同时，政府全力以赴地做好服务，专心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而把做经济的职责交给企业，降低企业的税收，使企业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投资和研发，全方位提高其竞争力，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井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