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福利制度
货币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传统社会和保障理论提出修正的典型代表。他认为，高效率来自自由市场竞争，如果给予低收入者"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将有损自由竞争和效率。他认为:"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他主张既救济贫困，又不损害竞争和效率。"
欧洲现在面临着的，恰恰就是福利过高导致的种种弊端和问题。
对于欧洲的政治家而言，降低福利，改革不合理的、容易造成道德危机的福利制度，是必须而且非常迫切要做的事情。当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每一次降低福利的举措都会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人们透过希腊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压力，而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政治家魄力与勇气的时候。
其实，在欧元刚问世不久之时，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认识到所谓"德国病"的病根就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已经超出了德国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高福利是不可持续的。他冒着巨大的反对、批评之声，进行了改革，从而使得德国畸形的高福利机制得到纠正。因此，我们看到，在欧元区一些国家因为不堪高福利之重而陷入危机肘，德国的状况却几乎是最好的。
没有施罗德的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德国!
施罗德从上台执政起，就致力于福利制度改革。2002年年初，他提出彻底改革就业政策的新方案，期望通过一系列改革，在三年内使德国400万失业人口减少一半。2003年6月1日，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了" 2010议程"改革纲领一一《2010行动纲领队》。《2010行动纲领》改革的措施包括失业者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间从32个月减少到12~18个月，养老金的津贴标准在税前工资所占的比重也从48%降低到40%，而养老金的缴费比例由19.5%上调为22%，并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同时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除了缴纳保险金以外，就诊、领取药物、住院还要额外付费。
施罗德的改革在削减福利的同时，也出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如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剌激消费和投资等。
施罗德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惧怕受到抨击，总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哪怕将为此面对非难。中国前驻德大使卢秋田评价说: "施罗德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许，太有远见的人注定是要孤独的，他们需要在孤独中静静等候时代跟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步伐。
2003年10月17日，德国议会通过了《2010行动纲领》。2004年，在民意调查支持率仅为20%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坚持推行改革，约27%的失业者因此不再享受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收入减少。2004年3月，针对法定退休金的法案修改，在公众特别是老人这一最重要选民群体的抗议声中也获得通过。
由于许多德国人和一些利益集团已习惯优越的福利待遇，所以他们并不理解和支持这一系列改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施罗德及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大幅下降。同时，很多社会民主党党员看到一直代表普通劳动者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民众福利开刀，十分不满，纷纷退党以示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员退党人数一度超过6万。这些因素成为导致施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德国大选中败北的重要原因。
施罗德以自己的政治生涯被终结为代价，推进了改革。作为一位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为德国的未来着想的政治家，施罗德的勇气和胸襟令人肃然起敬。
他在回忆录中说: "整个2003年是强劲较量的一年，不仅我，政府、议会党团和总理府的同人同事们都感到心力交瘁。这些措施不一定都会直接产生积极的成果，如此大范围地落实这些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体现其效能，这一点我很清楚……回想起来，2004年是执政期中最困难的一年。这段时间里我懂得了，不仅要有勇气宣布实施改革并从立法上将其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过程中面对一切政党、团体和社会的反对，立场坚定，决不动摇。"
2012年1月，施罗德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认识到只有科学和教育获得发展，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我们想继续保留的社会保障系统，必须顷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当然不想在大选中败北，我们要权衡的是为了国家的未来立面风险，还是为了再次赢得大选而不冒风险。如果政治家确信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利，那么即使有可能在大选中败北也必须这样做，《2010行动纲领》正是如此。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在德国获得了成功，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必须以相似的方式，在欧盟进行改革。
通过((2010 行动钢领》的改革，德国不仅确保了自己的福利体系具有稳定可靠的可持续性，而且，由于将改革福利制度节省下来的大量资金投入到教育、科研领域，大大提高了德国的竞争力，使得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差距迸一步拉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罗德把"改革福利制度节省下来的大量资金投入到教育、科研领域"，也提高了德国的生产率，他无意中找到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第三个路径，即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创造的财富，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福利保障的需要。我个人认为，这是当今世界解决老龄化问题最可行、最值得努力探讨的方式。
现在回头来看，《2010 行动纲领》正中要害，社会福利过高已成为"希腊病"、"意大利病"、"西班牙病"的病根，整个欧元区都正在为这一病根付出代价。施罗德当时奋力向传统福利国家体制发出挑战，他输了民意，搭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却为德国赢得了机会。
其他国家显然没有德国这么幸运，因为缺乏像施罗德那样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家，导致这些国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
现在，我们看看欧元区中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一些领导人依旧在拼命迎合民众，不敢在改革的道路上迈步。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优秀的政治家永远是少数，永远是稀缺的资源。
鉴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政治家必须告诉民众，维持目前的高福利体系是徒劳的，维持的结果是这种福利制度的彻底崩溃，而民众失去的福利和保障会更多。只有改变目前的福利状况，减轻负担，才能为经济复苏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欧洲必须削减福利开支，建立起新的与其收入和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福利体系，而不是继续维持这种不可能延续下去的高福利机制。
同时，还必须对现有的不合理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
我们知道，在欧洲，因有福利分享而不愿意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尤其在债务危机爆发后，变得更为普遍。在欧元区，2010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已超过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2.0%、12.4%和13.6%，法国的失业率也长期位于近10%的水平上。很多失业者特别是失业的年轻人，仗着有社会福利保障，对找工作产生懈怠情绪，甚至放弃寻找，转而安心地或主动地接受失业救济，他们应有的尊严和责任感消失殆尽。
可持续发展的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考虑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等社会特征，并且支持多元化的体系，即由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方参与并各自发挥贡献的体系。福利制度的模式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刚性的，应该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自动地调整，使其发挥正面效用。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能够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能够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鼓励识极工作与自由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施罗德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所理解的福利社会，并不是让大家都歇着，真正的福利社会应该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都能得到帮助。"
欧洲相关国家对畸形福利的弊端进行了调整。比如，丹麦失业福利体制更多关注的是失业者再就业，而不是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丹麦建立了一套被称为"灵活性"的福利体制。在这一制度下，雇员可以灵活就业，老板可以灵活招雇，丹麦人重视的不只是个人的失业保障，同时还重视对失业者进行培训，以使其尽快找到新工作。
2010年5月24日，英国卡梅伦政府公布了预算削减计划，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开支。卡梅伦政府承诺提高退休年龄2女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男性从65岁提高到66岁。英国政府还计划严格福利制度，要求失业者尽力寻找工作:取消对每个新生儿家庭360美元的补助。
欧元区成员国也不得不对畸形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根据希腊政府的计划，希腊人的退休金水平平均将降低11%，公务员工资将削减14%。希腊人在领取退休金之前，必须缴足40年的费用:退休年龄将提高，没有人可以在60岁之前退休:月收入3000欧元以上的希腊公务员，将不再享受过去每年额外发放两个月薪水的待遇。
德国也开始着手削减对失业者的补助。2010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政府在未来四年内将计划削减财政开支816亿欧元，以缓解德国的债务困境，预防像希腊债务危机那样的情况发生。根据这项2011~2014年的紧缩计划，在这四年中，德国财政支出将分别减少112亿欧元、191亿欧元、247亿欧元和266亿欧元。财政紧缩计划主要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如取消对失业者的补助）、大幅裁减政府工作人员和取消税收优惠以及一些财政补贴项目来实现。德国政府新出台的紧缩计划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财政节俭计划。
2012年7月，为了满足2012年的赤字目标，西班牙政府拟推出一项300亿欧元的预算削减和增税方案。新紧缩方案涉及提高消费税、开征新能源税、改革养老金系统、削减公务员工资、征收高速公路费等。
2012年7月6日，意大利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意大利政府批准了在未来三年内削减260亿欧元支出的最新紧缩计划。根据最新紧缩政策，意大利计划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三年中分别削减45亿欧元、100亿欧元和115亿欧元支出。
削减失业补助等福利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少懒惰者的投机机会，更树立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使得失业者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工作，获得劳动报酬，而不是坐享福利带来的好处。
如果欧洲同时在确保经济增长和削减福利开支、改革福利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至少可以为解决欧债危机创造更多的条件，争取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