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下的高失业

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增长优先论，即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是首要目标，这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二是就业优先论，即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是首要目标。

德国是典型的增长优先论的国家，所以，它对失业的痛感要少得多一一在分析高失业率对欧债危机的作用时，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个区别。

德国相信，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有能力支持维持退休人口和非就业人口增长的负担，因此，它是一个强力支持为那些"挣了收入"的人提供收入维持的福利国家。在经济学文献中，"内部人-外部人"问题的定义是，集体谈判只代表有工作的人，追求工资的最大化，而以无工作的外部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因此，在德国，不工作的人口高达60%一一规模越来越小但生产效率很高的工作队伍，在支持着不断增长但不具备生产力的外部人群。

除了德国这样一个个例，大部分国家对失业率的痛感都非常敏感。

在债务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欧洲国家无不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只要民众有工作，就能获取收入，就能维持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减少救济支出。如果在债务危机爆发的过程中，失业率持续上升，就很容易导致出现雪上加霜的局面：失业——政府救济——负担加重——债务上升；失业——失去固定收入——消费下降——税收减少——债务上升·····

欧洲失业率上升，跟高福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西方的制度设计者认为:工人失业以后符合一定的条件，就有权利自动享有一定的救济收入。增加工人的福利有助于减少失业风险给他们未来收入流动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超过了限度，高福利就可能成为抑制就业的推手。

第一，高福利需要高税收来支持，而高税收会抑制民众的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

社会福利费用直接来源于或归根结底来源于广大民众。随着社会福利项目的增加，民众的赋税也不断加重。据经合组织调查，1983年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西欧名列前茅。瑞典为50.5% ，英国为37.8%，联邦德国为37.4%，法国为44.6%。瑞典人均税务负担达5600 美元，占个人收入的52%。英国单身职工的税款占其收入的60%。沉重的赋税，造成地下经济泛滥和人才外流。仅英国每年就有1000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入美国。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通过各种税收转化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用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

企业家因高额税收减少了利润，也就降低了积累，降低了投资的欲求和实力，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张了失业。

因此，西欧各国的社会消费严重地同经济发展争夺资金，束缚了经济的发展。1957~1981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 ，同期社会福利开支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3%，法国分别为2.8%和7.6%，瑞典为1%和4%。与此相对应，固定资本投资明显下降，消费支出大量增加。法国1980年政府和私人消费增长3.1%，而设备投资仅增长2%,1984年总消费增长1.9%，总投资却下降2.9%。英国1968~1982年政府消费逐年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却出现7年绝对下降。这与福利开支浩大、资本外流等密切相关。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导致技术更新缓慢，这也是西欧在尖端技术领域明显落后于美、日两国的原因之一。

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新技术发展缓慢，加剧了结构性失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尖端技术的发展为美国创造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为日本提供了400万个，而西欧却减少了20万个工作岗位。

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4.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财政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高福利制度带来了道德危机一一这一点尤其严重。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欧洲工人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维持失业的状态，失业率也就更高。原因是，欧洲国家普遍比美国实行更慷慨的失业保险体系。比如，欧洲的重置率(replacement rate)，也就是工人失去的工资中能够作为失业补贴收到的部分比美国高，而且欧洲工人能够得到失业补贴的期限长于美国。

欧洲的失业福利的确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以下例子全部为2008年以前的标准）。

在德国，按失业者的家庭状况，失业补助金的金额相当于个人净薪的60%~67%。没有最低金额的限制，最高为2000欧元左右。享受失业补助金的期限最少6个月，最多24个月。失业者得到的补助金，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

在法国，失业补助金金额按个人情况而有所变化，相当于失业者以前毛薪的57.4%~75%（低收入者）。每月最低金额为811欧元，最高金额定为净额5643欧元。

在西班牙，失业的前6个月内，失业补助金金额相当于工资的70%，从第7个月开始，降到60%，但也考虑到家庭负担，每月最低金额介于482~645欧元，最高金额介于1055~1356欧元。享受失业补助金的期限最少4个月，最多24个月。

在荷兰，失业前两个月内，失业补助金的金额相当于毛薪的75% ，随后降到70% 。享受失业补助金的期限最多38个月。

在丹麦，失业补助金的金额相当于失业者以前工资的90%，根据某些条件，每月最少为1633欧元，最多为2041欧元。享受失业补助金的期限长达4年，金额并不递减。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因此，欧洲的自愿失业率非常高，这种生活态度以及因此养成的惰性，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补贴负担，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外，还出现了没完没了地泡病号现象。

在瑞典，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极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的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瑞典的疾病福利制度使得人们没完没了地"泡病号"，谎称有病而不上班。1955年每人因病请假的天数为14天，到20世纪80年代末则达到26天。有的人甚至一方面在享受疾病支付金、失业补偿金、提前退休金等福利，另一方面却在黑市上打工，这便是高福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

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 "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上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棘手。

经济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改革其失业福利体系，是可以大幅削减失业率的。在这方面，冰岛与荷兰是两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实质性改革，大幅度降低了失业福利的慷慨程度。冰岛的失业率从1993年的15.6%下降到2005 年的4.3%，而荷兰的失业率则从1982年的7.7%下降到2001年的2.2%。

但是，面对普遍的惰性思想和道德风险，各国财政调整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阻力，欧洲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等国民众反对削减支出和提高退休年龄等财政紧缩措施，爆发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使得一些国家几度陷入动荡，加大了这些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因此，高福利社会的弊端转化为社会和政治问题，带给政府的是进退两难的抉择。

一方面是增长趋缓，另一方面是福利支出加大，这必然加重欧洲各国的债务负担。

欧洲必须认识到，当一个国家必须依靠举债来维系高福利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在享受超越自身能力的福利，他们在透支未来的福利，这种透支型的高福利模式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应该迎合民众，而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目前过高的福利体系，欧洲将被债务危机彻底击垮。因为，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严峻的现实决定着，欧洲没有更好的选择，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