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企业交手

这是美国的情形，但我与德国大企业的交手经验就不同了，确切地说就是德国少了一份特别的恭维，因为一间越大、越有声誉的企业往往越会显出吝啬且吹毛求疵的一面。

西门子便是一例。有一次西门子的公关部门请我为一份新的目录写序言，并且规定我得在14 天内交稿，根据约定，我可以获得5000马克的酬劳。我准时完成所托，于是相关主管打电话给我:“我们对此十分满意，而支票会以月结方式寄到你手上。”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又接到另一个电话:“ 我们想把你的照片放入目录中，让股市交易投资人联想到那就是他们从电视、广播电台及其他媒体上认识的你。”我回答:“拜托，你们可以打电话给《资本》杂志，那里有数百张照片，你们可以选到你们想要的。”结果西门子选的是一张刊登在另一本杂志上的照片，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般坚持。不过我还是回答:“好吧!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采用这张照片。”对方再度表示异议:“不过摄影师索价500马克，这已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所以希望这笔费用能从您的酬劳中扣除。”我立刻反驳:“您在开玩笑吧?你们需要我的照片来达到广告宣传效果，却要扣掉我的酬劳来负担这笔费用?您是从哪里学来的谈话伎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使我多了一个绝佳的主题，一个可以写来消遣的主题。”当然，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在媒体上曝光，不过事隔多年，我怎能不在我的书中提上一笔呢?

在我70岁生日那一天，我的朋友约翰尼斯·格罗斯(Johannes Gross)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餐会，大约有40名来宾是来自年营业额达数十亿的大公司的管理阶层。当时我的邻座之一恰巧是某大企业董事长俄特克尔博士(Dr. Oetker)， 为了打开话题，我便主动对他提起年轻时曾对“俄特克尔博土发酵粉”的宜传广告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它在匈牙利已经成为世纪初的畅销产品了。

几星期后我收到一封董事长非常亲切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写一篇关于我年轻时为社会默默付出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会刊载在公司的杂志中；不过同时他也提醒，碍于经费，我的酬劳有限，希望我能体谅这一点。我则回了以下的内容给他:“因为我现在非常忙碌，所以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回复您亲切的建议。由于您也表明了支付酬劳的困难，所以我已经预先替您准备了一个方案。我不要求现金，而想以实物作为报酬。我对发酵粉并不感兴趣，可是对您所拥有的世界级豪华餐馆还是很有兴趣的，您的艾登罗克餐馆(Eden-Roc) 距我的别墅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距离，若您能同意让我在您的餐馆消费以作为酬劳的话，那就太好了。”我的建议很快便得到回复:“俄特克尔先生对您的建议非常满意，更何况他也一直想邀请您到艾登罗克享用午餐。”很明显的，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这封信的涵义，而我认为，完全没有针对此事来回答，实在是很聪明的做法。

有一次，德意志银行乌佩塔尔(Wuppertal) 分行的经理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他的分行进行演讲，当时我们并没有谈到酬劳问题，因为我觉得不用多说，德意志银行想必不会期待这是一场免费的演讲。由于我曾为其他大型德国信贷机构举行演讲，所以我认为乌佩塔尔分行一定会被知会相关信息。那天晚上我受到经理的隆重款待，而我以“金融本质与股市”为主题的演讲也在盛大的宣传下如期举行。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张500马克的支票，当然那时的500马克价值是远远超过今日的，不过却不够支付一场有5位客人的晚宴。所以我请德意志银行按照我当时的酬劳行情，再补2500马克的差额，但是我也因此收到一个难忘的回答，不是来自那位经理，而是来自法律部门。因为我对德意志银行还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所以至今我未公布这封信。这一群法学家写这封信的月的，无非就是针对我所提出的要求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放肆的行径，他们认为我可以在德意志银的听众面前做专题报告，而且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新书做宜传，就应该感到满足了。如果我不放弃原先的要求，他们将会向上级报告此事，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

这封信不只是恣意妄为而已，更是一种敲诈。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这种无理的行为作出何种反应，惊慌之余，我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一位交情甚笃的老朋友霍斯特·施米茨(HorstSchmitz)，当时的《资本》杂志编辑。他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决定向当时德意志银行机构发言人克里斯琴斯(Dr. Christians)报告此事。48小时后我便收到了一张总额如我先前所述的支票。

之后我还是继续为德意志银行做演讲，有一次在慕尼黑由彼得·冯。夸德(Peter von Quadt) 主办的演讲甚至还是免费的。彼得·冯·夸德是我的忠实朋友，也是我的学生。我非常荣幸能向这些年轻学子传授股市经验，而我认为，他们一定也非常满意这次学习。

在一次专题讨论后，我遇到一位在前西德土地银行工作的年轻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为房屋广告杂志写一则有关私有住宅的文章，这份杂志将分发给130万住户。我告诉他目前我写不出任何新东西，不过在一份经济杂志中有一篇几个月前出自我手笔的文章，完美且儿近伤感，一直到现在我看了还会感动得流泪。我认为这篇文章很符合这次广告的要求，“您只要取得再版许可就可以了，我会同意的。”我对这位年轻人说。

几星期后前西德土地银行打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希望我能稍稍修改一下文章以便更符合他们的要求。此外，他们也要我的照片，理所当然，我会得到一份酬劳。

对于一篇刊登于发行量上百万的杂志上的文章，事实证明这份酬劳只有区区300马克而已。我把支票寄回并附上一封信，信的内容为:“我已经没落到需要人们给我零用钱来搪塞的地步了吗?”同时我还写了一则故事。

 我有一位名叫法兰斯·莫内的朋友，与其说他是知名的匈牙利作家，倒不如说他是吝啬的捐赠者。有一天他在草地上散步，一个人试图和他套近乎:“莫内先生，抱歉这样称呼您，我来自匈牙利，是科瓦克斯人(Kovacs)， 现在我有很大的困难，希望您能帮助我。”莫内便从他口袋里掏出20克郎,并给他一张收据。“什么!莫内只给20克郎!”科瓦克斯人激动地说着。我的朋友沉稳地回答:“不，因为一般人都给科瓦克斯人20法郎。”借此我向前西德土地银行表达，我是那科瓦克斯人吗?

我在信中提到:“如果你们把一支圆珠笔、一个钥匙圈或一个烟灰缸当成广告礼物寄给我，我就认了；不过你们竟然寄这区区300马克给我。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必定会取笑或同情我。我会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贵行总裁波廉(Poullain)先生。”

几周后我突然收到一份寄自前西德土地银行的礼物，那是一本非常棒的旧书，一本关于财经和银行的书。他们大概感受到了我的愤怒，所以用礼物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