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延迟驱逐令

戴蒙茨马上在办公室接见了我，我向他解释目前的窘境并向他保证我绝对是无辜的。他承诺会重新调阅档案。隔天，我已打包好行李，准备动身前往车站，打算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就在动身的前一刻，电话铃响了，秘书告诉我:“请您不要走，戴蒙茨先生要我转告您，他已拿到延后14天执行驱逐令的许可。”

这位前司法部长相信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如果要他正式对警察机关提出质疑，又会让他相当为难，因为这等于是在侮辱巴黎警政厅厅长。这位警政厅厅长是法西斯主义者，后来和希特勒勾结。我的驱逐令从此便一次次地延后执行。转眼间，我又在巴黎待了1年，但始终没有拿到一张正式的居留许可证。

后来我终于得到平反，之前的案底也销毁了。另外，我还收到一张证券交易许可证，直到今天，我仍妥善收藏着这张证件。这提醒我，过分高傲可能会招致灾祸。

和其他具启发性的故事相同，这场乌龙事件也有一个结尾。战后，我从美国返回巴黎，在戴高乐将军的推荐下，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我当然又在股票市场重新活跃了起来。有一天我在号子里遇见当初诬告我的依斯雷尔。我立刻察觉到他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我衣领上的红色荣誉骑士勋章。他是法裔犹太人，有着法国人激进的爱国情操，也有犹太人反阿拉伯人的特殊心理情结。尤其是遭希特勒迫害，逃出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对阿拉伯人的敌视态度更是强硬。

令他更为恼怒的是，我不但在巴黎，而且在股票金融界中甚至比专家还要受欢迎。尽管如此，他仍然忍不住要求我教他一些股票操作的技巧:“您说说看，现在应该买股票还是卖股票?”“如您所知，我是个乐天派。您手上的股票就继续留着吧!”我撂下这句话后，便留他一个人在原处呆立着。

也许由于伤感，后来我又买了几张Holfra的股票，大约是每,股10个旧芬尼，没想到这是我做过的投资中获利最棒的一次。不久前，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旧股票拍卖会上，这些具有纪念价值的Holfra旧股票以每张200马克成交。我还应买主要求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让我感到相当自豪。

唯有对股市行情，我至今仍保持着某种变相的高傲，尤其是当行情对我不利时，我根本看也不看一眼，也不屑听到和行情有关的事情。

相反地，我相当留意全球有关外交、财税、利率政策及工商业界的重大事件。大胆分析重要事件是我的拿手绝活，但是这些事件不一定如人所预料地总是反应在股市行情上。股市行情的反应经常会出现短暂的反常，总是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按照我的期望发展。

而且，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俗话说:“我不会为不知道的事而激动。”因此,我不会去询问已经有了偏差的股市行情，因为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在我经过音乐训练的双耳里听起来会像是变调的音乐。

当股市未来趋势对我不利时，我选择在这一团乌烟瘴气中充满希望地等待。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悲观的时候，只是在很早以前，我就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糟糕的状况了。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巴黎股市进行高额的融资信用交易，股市的每个细微波动对我都会造成巨额的获利或损失。我有个为我工作了10 年的老秘书，他非常了解我的缺点和弱点。每天他都替我在号子里进行买卖，因为就像我常说的：真正的职业投资专家不可以在交易所里露面。我的秘书非常熟悉我的习惯，他知道，当股市低迷时绝不可以打搅我睡午觉，而且我睡醒之后，也不能在我面前提到任何有关股市的事。

在长期不屑巴黎股市后，我转战美国华尔街，约有10家证券经纪公司和我保持业务上的来往。在这里我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习惯：禁止任何人告诉我有关股市的坏消息。如果有人胆敢给我不称心的信息，我就不会再委托他进行交易。那个告诉我股市崩盘的家伙活该永远失去我这个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