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全民公敌?

一位成功的投资顾问，性格必定有点高傲，甚至有鄙视其他投资大众的倾向，这是为了令自己保持清醒，不因他人一时情绪波动出现的反应而改变自己对股市走势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过骄傲。但就连我有时也无法控制自己，可能会挖苦、嘲讽周围的人。不过，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根本不算是自傲。

1930年秋天，一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上演，这就是股市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奧斯堤破产事件。巴黎股市因此跳空，不断向下探底，是历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崩盘。

艾伯特·奥斯堤(Albert Oustric) 是当时公认的金融泰斗，是法国一位在经济领域涉及广泛，同时也相当成功的金融巨子。无论在沙龙还是证券交易所，人们总是不断谈论他的成就及其广泛、多元的投资事业，从标致汽车、地毡、制鞋到玻利维亚银矿和意大利的人造丝，他的事业其实就是现今的企业集团。

奥斯堤为了处理好这么多公司的财务，另外成立了控股公司(简称Holfra)。

事实上，控股公司是奥斯堤掌控公司股价的一个工具，他利用融资大量买进自家股票，造成股票大涨。他的做法让大多数的专业经理人认为，其公司股价已经超过市值，进而认为其股票处干利空，并开始进行融券信用交易，我就是其中之一。

奥斯堤的举动就是为了引诱像我一样的投机散户对他公司的股票进行融券。到了月底时，奥斯堤已经将所有自家的股票全部收购了，融券交易因而无法交割，这时奥斯堤便能操控股价的涨跌，看空的融券交易最后面临断头。

唯有实际掌握大量现金的金融家才能成功施展这样的诡计，但奥斯堤用来拉抬股价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及股市专业经理人的投资，也就是说他的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到了第二天，可能这些资金供应人就没有办法再拿出更多的钱了。因此，小小的贷款紧缩就可以轻易将奥斯堤的多米诺骨牌推倒，而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当时，我还是个货真价实的放空投机客，心里非常厌恶有这种欺骗行为的资本家。我很清楚他的投机手法一定会失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我所料。我在股价180元时进场，融券价格是170元。后来股票跌停板，我根本无法挂单出脱。当晚我无法入睡，但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其他机会从股市中把钱挖出来。

结果这家公司宣告破产，股票停止交易，我手上所持的股票被以3法郎赎回。即使是正常的股票投资也很少有这样高的获利。这个破产事件除了造成奥斯堤集团瓦解，还连带了大约15家公司倒闭，受害者包括股市专业经理人、证券公司及各种形式的债权人——客户、客户的朋友和股东。连两家声誉良好的老银行也受其牵累而关门大吉。

倒闭事件的连锁反应使英国货币也受到拖累，英镑在不同的外汇市场同时贬值。原因是法国中央银行放款部担心民众会争相提领户头里的存款，为预先准备而大量抛售英镑换法郎。

所幸的是，我成功地躲开了这场灾难，因此不免有些暗自得意，那时我变得骄傲，甚至狂妄自大。

以前，我习惯到交易所旁的一家餐厅,坐在固定的位置上“观察"。许多在证券经纪公司上班，为我经办过交易的朋友及同事在这里举办一场又一场的讲座。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有证券交易许可证，这在过去并不成为问题。但有一天，我竟然被挡在了交易所门外。他们说，因怀疑有外籍人士想借炒作法国息金证券来搞垮法国经济，所以禁止外国人进入证券交易所。

就是这种偏执的大法国主义给了一个法裔犹太人指控我的机会，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叫依斯雷尔(Israel)，他经常坐在我的隔，壁桌，偷听别人称赞我。他注意到别人对我的尊敬，同时也希望能拥有和我一样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指控我投机买卖法国息金证券、国家贷款。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走出餐厅时，警察逮捕了我。在交易所隔壁的警察局，我像重刑犯般被采指纹、进行长时间的审讯。隔天，国际事务科的刑警搜查了我位于巴黎公园对面的个人工作室。接下来就是严密监控我的通讯记录及所有交易通知书。晚上我还从收音机里听到:“警方搜查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住处，这个匈牙利人涉嫌对国家贷款进行投机炒作，这无疑是国家的一个重大事件。”

两个星期后，我再度被传唤。在市政府，我收到一张由巴黎警政厅厅长签发的驱逐令，上面写道:“限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于48小时内离开法国国境。”虽然我非常懊恼自己必须离开喜爱的巴黎，但我问心无愧。我承认我在奥斯堤事件中的确有投机炒作行为，但绝对没有炒作过法国息金证券。基于对投资技术分析的考虑，我不可能这么做。

我曾服务过的证券经纪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好友的阿德里安·培奎(AdrienPerquel)想请前司法部长阿纳托尔·戴蒙茨(AnatoledeMonzie)帮我。戴蒙茨和阿德里安的父亲是亲密好友，两人都崇尚自由，对大法国主义也都持保留的态度。20年来，戴蒙茨曾当选议员，并多次接任部长的职务。